Page 137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猛（1999：6-17）所说，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的正是一个具备日常政
治管理能力的国家，肩负起保护市民的福利、健康与安全之责任，国家
“必须保卫社会”，治理精神（governmentality）造就了社会（福 柯 ，2010a，
2010b）。
治理精神成为最重要的形塑社会的力量，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
洲（福柯，2010b），在“国家”成为普遍建制的每个地方皆是如此（Sharma
and Gupta，2006）。“现代”以来，治理精神逐渐从实体性惩戒与管治向内
化知识转移与扩展（福柯，2010b），在当代，“国 家 ”在社会中 细 微 地 在
场。 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在学校等各种日常性的基础观念装置中无处不
在 ， 规 范 性 道 德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对 社 会 和 市 民 进 行 基 本 教 育 或 训 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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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dagogy）的工具（Althusser，1971）。 平民对政治的“讽刺”以及在治理事
务方面的不服从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与其说这是“弱者的武器”（斯
科特，2007），倒不如说是“社会”与“国家”的“文化亲密”（Herzfeld，2013），是
平民对治理的另类内化，也是社会对国家的另类呈现。
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 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83-101）特别强
调了社会等级（ hierarchy）与市场（market）这两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
在中心体制中的关键作用：二者都与国家的治理精神息息相关，国家在
日常管理中对市民表现出关注， 其目的常常是对既存秩序的维护和对
经济的追求。 在这种治理精神中，中心体制以规范化逻辑的运作来应对
风险。 由于可能影响人口安全，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感染性疾病带来的
风险常常被特别关注与警惕。 另外，两位作者讨论的风险都局限在美国
国内，但当代世界的风险已经跨越了国界（如两位作者讨论最多的环境
破坏的风险和传染病风险），因此，全球化世界的中心体制必须由不同
国家的中心体制构成， 其中自然也存在等级秩序以及依循此等级而来
的经济秩序，它们形构了中心体制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部署。
但无论是哪种中心体制，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化解风险，这时候就需要
边缘登场了。
边缘实践本身就因风险而生， 在变迁与动荡的具体边缘性情境中
形成组织形式与行动力量。 这里的边缘可能是时间性的，指急剧的社会
变迁；也可能是空间性的，指某个边缘人群，当然更有可能两者皆具。 道

6. 需要注意其中对“文化”的调用，由此可以推论学术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教养方式之一，它
对共同体、社会、道德、文化的知识生产一直内嵌于当代世界的治理精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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