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者曾经走过的路。在边城艾滋病治理体制的演变中，国家、国际社会、跨
国民间组织深度参与其中， 它既是全球艾滋治理辐射出的规范逻辑的
一环，又富含着地方的独特性。 3 但本文所谓的“中心”与“边缘”并非对
应 地 理 学 意 象 ， 而 是 特 别 指 涉 两 种 道 德 倾 向 的 具 体 实 践 部 署 。
本文第一部分对道德的相关理论展开问题化的阐释， 强调在变迁
与生成过程中的当代世界里，“中心”与“边缘”两种道德体制共存、对
抗并且相互作用。第二部分回顾中国边城艾滋病“生命—环境”的生成，
艾滋病防治从不受重视的公共卫生工作， 变成当地紧急性的主导道德
情势，边城被纳入全球艾滋治理体制中。 第三部分扼要勾勒全球艾滋治
理体制的生成过程， 各种边缘力量曾在其中大放异彩， 与中心持续碰
撞，乃至改变、反转了中心的治理逻辑；但边缘也与中心合作，有意无意
地“共谋”，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也在边城得到延续。 第四部分对边城
“做艾滋病”的岁月进行了回顾，其中包括从国际到地方各个层面的行
动者，边缘内嵌进中心成为治理体制的关键，但其行动中也透露着社会
创新的潜能与生命本身的活力。 第五部分指出，治理成果似乎存在被中
心收割而“格式化”的倾向。 最后，本文以边城为基础，进一步思考由边
缘与中心相互缠绕的当代治理史所带来的启示。 桑塔格准确预言了生
物医学贱民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全新发明， 但她未曾预见被治理者的
行动能力及其生命形式彰显所带来的冲击与改变， 这些可能应验了拉
比 诺 的 另 一 个 预 言———艾 滋 病 正 在 开 启 一 种 暧 昧 的 社 会 实 验
（Rabinow，1994；方洪鑫，2020）。
一、中心的规范与边缘的突围：当代世界的两种道德体制

当社会遭遇“风险”（risk），社会整体处于威胁与不确定性之中时，
社会和身处其中的行动者会如何应对？ 这是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与
政治学家亚伦·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在《风险与文
化》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风险是广义的，指的是当代世界面
临的种种变迁与动荡给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带来的冲击。 两位作者
基于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讨论，提出应 当 将“中心”（center）与“边缘”
（border）分别作为两套有目的、有组织的应对风险的逻辑，前者意在维
持规范，而后者则追求特定的善。

3. 可以将艾滋病治理与被污名化的麻风病的治理体制进行对比，参见：董国强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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