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2015）。 不过，我在中国云南边城的所见所闻似乎与之有所出入。
2016 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跟随被称为“边城艾滋病历史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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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控中心黎主任以及欣遇感染者同伴小组的应乐一起“下乡”。 在一个
农家院场上，10 名“阳性妇女”（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此聚集着。
我们此次“下乡”的目的是完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贷款项目
的结项工作，主要针对女性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身体状况、
家庭人口、经济状况、贷款改善建议等。 黎主任一看就是个经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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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老手，不停地进行着老练的提问与引导。 我也参与了项目的访谈，
受访者们并不排斥与我交流，应答自然，但她们还是围在应乐身边，仿
佛亲密的老朋友般有说有笑。 这些女性大方活泼，并不避讳谈论自身的
感染状况，甚至已经对这些防艾项目十分熟悉，并且希望带着“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 people living with HIV）的身份更坚强地生活下去。
不过，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前几年，当地还是艾滋病的“重灾区”，整
个社会都弥漫着因疾病而起的紧张氛围。 过去，我曾在当地听到过许多
感染者如何蒙受污名而自暴自弃的故事；但如今，按照官方报告所说，
边城已经从“重灾区”转为“示范区”。这样的转变之所以成为现实，有赖于
各方力量十几年如一日在此“做艾滋病”的努力。 在国家和国际的官方话
语中，这个转变表现为流行病数据（入组率、依从率、新发率等）的变化，不
同的数字都意味着艾滋病对于社会安全与发展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
而对感染者来说，转变指的是走出黑暗，更积极地面对生活，这正是我在
田野中感受到的他们心态上的转变： 艾滋病曾让他们处于“贱弃”（方洪
鑫，2020：52）望之中，但正是艾滋病让他们有了现在这种看似自然、积极
生活下去的道德姿态。 简而言之，这是治理的成果，是高度治理化之后生
成的道德情势。
本文试图考察这种高度治理化落实的过程， 回顾治理者与被治理

1. 本文出现的所有人名、地名、草根公益组织名称均已化名处理。
2. 黎主任刚认识我的时候，对我的“人类学田野研究”颇为不解，认为我在浪费时间。 他
觉得我应该明确问题，做好问卷设计，然后找人做访谈，这样才叫研究。 在这方面他的确
经验颇丰，也接待、帮助过不少前来边城做研究的学者和学生。 但在我的认知里，人类学
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需要“内省”与“外察”并行，田野无界（邵京，2011b）。 有学者曾对
用访谈问卷等“客观”档案来制造社会现实的现代认知理念进行批判（Smith，2007），人类
学田野其实也无法逃脱这个格式化的倾向， 但至少还可以将研究者本人的生命经验作
为研究工具，进而找到理解事实的穿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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