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近年来，关于道德的研究成为人类学重要的学科转向，主要讨论当
代 世 界 的 人 们 如 何 应 对 无 常 与 不 确 定 性 （李 荣 荣 ，2017； Mattingly，
2012），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的著作正是以不同的思路来关注相同的
问题。 然而，流行的道德人类学常以道德化的姿态来书写可能已经被研
究者道德化的“日常伦理”。与此不同的是，有些人类学家基于理论与现
实关怀，进一步探讨形塑日常道德境况的结构、观念、历史与政治的力
量（ Das，2007；Fassin，2012）。 这种思路与道格拉斯、瓦戴夫斯基对制度
运作的关注不谋而合，他们论述的“中心与边缘”均表现为由特定的观
念形态、物质基础以及组织运作形式集合而成的体制（ regime）。接下来，
我也将沿循这个思考倾向，以“中心”之规范与“边缘”之善举为牵引，
从对人类学学科知识的反思出发，结合当代世界治理精神的脉络，继续
对“中心与边缘”展开进一步的问题化阐释。
首先， 道格拉斯等人对中心规范性的强调源自于她所承续的涂尔
干社会学传统——将道德等同于社会本身。 他们认为，社会中的个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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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被认可的“人”的过程（Mauss，1985），实际上就是道德悄然得到
维护的过程，其着眼处是文化整合与社会再生产。 但道德在平常状态会
潜隐成社会或文化本身，唯有在“失范”或社会变迁时期才成为一个显
在的问题。 经典民族志再现的社会多是静态的、近乎完美运作的，但在
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动态、变迁与动荡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状，这可能
也是道德人类学在近些年逐渐兴起的原因之一。 道德从“自然之物”到
“成为问题”， 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 本身就是现代认知型的产
物。 4 无论是社会学研究的失范的现代社会，还是人类学研究的和谐的
初民社会，都是从现代的认知视角出发，试图在现代性的动荡中重建社
会的秩序与稳定，知识生产就内嵌于现代认知型的生成过程之中。
不过，这个现代认知型往往忽视了国家及其治理的在场。 既有的
理论话语中往往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如 Taylor，1990），但这
反而说明“社会”与“国家”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相伴相生，社会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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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情境下，拟想与实践现代“共同体”的团结之产物。 正如李

4. 这并不是说社会在现代以前不存在，而是在经过现代的认知型断裂之后（福柯，2001），
我们必然要从现代人的认识论角度来理解社会，对于作为规范的道德当然也是如此。
5. 如同妲丝（Das，1995：51）对南迪的批判，就连原生态本土主义者所构想的本真传统社
区都已经内嵌着现代的治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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