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但在中心体制下，被治理者也并非总是消极承受。 承续少数群体
的平权精神， 欧美的感染者组织从一开始就为自己进行道德正名，在
法律保障、药物的研发与可及性等领域积极行动。 草根组织的行动迫
使中心体制不断修正，感染者逐渐获得了正当的公民权利，甚至会因
特殊的身份而在与艾滋病相关的医疗及社会 政 策 讨 论 中占 据一 席 之
地（ Epstein，1996）。 1994 年，巴黎宣言确立了“GIPA”（促进艾滋病人、感
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更大程度地参与）理念，这正是被治理者
作为边缘力量正式介入中心体制的标志。 自此，被治理者的参与便一
直 是 艾 滋 治 理 中 边 缘 对 中 心 持 续 的 对 抗 力 量（ Barbot and Dodier，
2002）。 不过，随着边缘力量的参与逐渐成为惯例，部分病人组织开始
被吸纳进体制而成为中心的一部分，有的病人组织则在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同时，与中心体制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合作姿态，还有组织坚持自
身的边缘位置，继续对中心的规范化保持警惕、抗议与斗争（ Lune and
Oberstein，2001）。
随着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 另一种来自边缘的道德话语
在全球艾滋治理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力量：感染者作为“ 弱势人群”承受
着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施加于他们身上的苦难， 因而有必要对他们
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与救助（Farmer，2003）。 在这个话语逻辑里，对发
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疫情做出反应， 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必要
的道德责任。 这种边缘道德话语不仅试图翻转对感染者的污名，也迫使
中心体制做出改变，在预防和排除式的规范治理中加入更“人道”的“关
怀”成分。 基于此，一些民间跨国人道主义组织成了越来越重要的行动力量，
对生命价值优先性的肯定构成其社会行动的道德驱动力（Ticktin，2014）。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发明之后，
欧美国家感染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提高。 于是，在来自边缘的人道主义
呼吁中， 向发展中国家的感染者提供药物成了一项具有道德紧迫性的
公共事务。 不过，中心体制一开始并不认可这种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话
语，在药物公司以及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看来，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有
着复杂的生物医学机制，“落后”地区的感染者无法适应，只会徒增耐药
性风险， 也会造成药物的浪费 （Hardon and Dilger，2011：141-146）。 对
此，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试点，证明在所谓不够“现代”的地区
也能让患者保持治疗的依从性， 进而展示在当地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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