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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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3
做贡献（邵京，2011a：18；Prince，2014）。 由此，边城建立起基于紧急状况
的治理体制，它以流行病学数据为指标，主导治理逻辑也从原先对感染
者的预防和排除转变为例外性纳入，目标是将这些“高危”人口通过医
学体制的规范转化为可控制的人群， 并将异常者置于一个既被包括在
内又被例外区隔开来且不再造成威胁的位置。
这种情况在几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当时只有黎主任和老医生两个
人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而现在有了充足的人手专门完成相关任务，除
了疾控中心之外，在市防艾办的统筹下，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都参与
其中。“做艾滋病”关系到地方的政绩，是边疆发展的光荣任务。 疾控中
心、民族医院、妇幼保健院、乡村卫生院组成了边城官方的艾滋治理体
制，其中疾控中心最为关键，承担的具体工作也最多。 从事艾滋病防治
工作多年的黎主任成了“做艾滋病”的负责人，他在大潮中与时俱进，充
分利用机会参加国际培训，学习了许多“先进理念”。 黎主任认为，“做
艾滋病”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转折和机遇，形势逼人，他在做项目中
摸索着走了过来。 实际上，黎主任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他不仅是官方治
理体制在地方的代表，也正是在他的撮合下，诸多边缘力量更平稳地引
进到了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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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形式的“大筛查”不断展开， 边城检测出来的感染者数
量骤增，一个感染者人口正式形成（Jia，et al.，2010）。 不过，这样的大筛
查只有在艾滋病成为一种例外紧急情况时才得以可能。 在紧急状态下，
何种公共卫生治理手段更合宜，中心或边缘的治理力量应该对个体“干
预”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批判医学人类学家
雪—秀 （Scheper鄄Hughes，1993）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对比巴西和古巴 的
艾滋治理体制，发现遵循“自由”“人权”的巴西仅而让疫情造成了更大
规模的伤害，下层百姓首当其冲；而古巴将感染者集中到疗养院进行隔
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药物逐渐普及的时代，巴西的艾滋治理现
状或许也可以与中国进行比较。 巴西虽然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开始供
应抗病毒药物， 但由于政府卫生体系与非政府组织遵循着同样的新自
由主义逻辑，二者竟然联手将本就遭受疫情伤害但“最没价值”的社会
边缘人群排除在药物之外， 除非他们自愿降格为被疗法控制的肉体性
24. 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大规模的农村体检项目中加入艾滋病检测，其他形式的筛查还包
括在医院对身患其他疾病前来就诊的病人进行艾滋病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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