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1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口安顿到抗病毒治疗的医学体制之中，以确保社会的安稳与发展。 但在
当时的大众话语里，艾滋病仍是一种绝症。 这或许就是公共宣传的不足
之处，在已经有治疗药物的情况下，宣传内容仍以预防警示为主，并附
着了强烈的道德暗示，持续地告诉公众感染者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群，
进而让“正常”人感到戒惧，这正体现了艾滋治理例外性纳入的规范性
逻辑。 感染者处在疑惧自弃的状态，往往拒绝与外人接触，尤其是那些
可能将其身份暴露到公众之中的政府工作人员， 甚至在他们前来做工
作的时候表现出放狗追咬等对抗行为。 在这样的僵局中，草根社会组织
发挥了“破冰”的功能，内嵌到艾滋治理体制中，成为关键治理枢纽。
艾滋治理例外性的紧急情势给予边城社会组织以成立和成长的空
间。 黎主任作为官方体制与社会组织的对接人，一直有意促成社会组织
的成长，希望利用民间力量提高治理成效。救助儿童会、世界宣明会、乐
施会等民间跨国组织先后来到边城开展项目并帮助成立当地的草根组
织，在人道主义愿景的驱动下救助遭受病痛与排斥的感染者。 如救助儿
童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于 1995 年从中国香港迁至云南省昆明市，一直关
注边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从 2000 年开始着力培育当地的草根公益
组织（《社会福利》编辑部，2006）。边城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是当地最早成
立的草根公益组织，至今仍发挥着影响力，其首任负责人齐芳原本是边
城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在救助儿童会理念的影响下，主动选择从中心走
向边缘，投身于公益事业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最早的一批社会组织
成员并非底层的妇女或遭受艾滋病伤害的苦难者， 而是社会经济地位
及受教育程度处于当地中等以上水平的女性。 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处
境———既有 足 够的文化知识让 她们 理 解一 种 外 来 的善的 人 道 主 义 理
念，又因为女性的弱势社会地位，更能对在社会经济变迁中遭受伤害的
特定人群产生共情———促使她们热衷于公益事业， 进而开展一种善的
实践（方洪鑫，2019：73-74）。
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其实是在当地公益事业先行者的关爱下成
长起来的。 2004 年下半年，在边城某宾馆的会议室，国内艾滋病公益行
业的名人托马斯正在讲解艾滋病和抗病毒药物相关的知识， 台下是主
办方想尽各种办法召集来的十多名感染者， 旁听者中还包括黎主任和
齐芳。托马斯是“爱之关怀”组织的创始人，是因艾滋治理而兴起的边缘
力量的重要成员。 他一边讲课一边观察着台下的听众，实际上，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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