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生物存在，否则无法获得药物（Biehl，2007）；与巴西相比，中国的基层行
政能力无疑强得多， 官方的目标是将所有感染者都涵括到治理体系之
中，用黎主任的话来说就是“找出所有的艾滋病（人）”。
在边城已经生成的艾滋病“生命—环境”中，感染者其实是一个“迟
到”的人群。 这些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像是自动填充到了污名的位置，
在生物医学报告的“烙印”下，“名”变成了“实”。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碰
到不少参与艾滋病项目的单位职员与医务人员， 他们仍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对感染者透露出区隔与防备的态度， 也有人对感染者抱持着一种
将“弱势群体”概念化的同情姿态。由此可见，尽管抗病毒药物的推广为
中心体制增加了人道主义色彩，但现实中的区隔仍在延续。
应乐如今总是以活泼、积极的姿态投入同伴小组的工作，但她其实
也曾经历过生命的至暗时刻。 十多年前，新婚不久的她与丈夫同时被检
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件事成了她生命中的断裂符，“像是坠入地
狱”。 矛盾的是，人越是怕暴露身份，在外越是要刻意戴上“有说有笑的
假面具”，“唯恐家人、 社会看穿自己的身份”， 而在人后却被加倍的恐
惧和绝望环绕，家里的气压低到仿佛可以压迫呼吸。 在丈夫因机会性感
染去 世 之 后 ，应 乐 回 到 娘 家 ，这 个“身 份 ”终于 瞒 不 过 家 人 ，有 的 亲 戚
“就像社会上对待这种病一样”对待她，处处隔离、防备。 在应乐和其他
感染者的讲述中，“这种病”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尤其是在他们谈及
家人、社会对他们的称呼时，“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成了集体心照
不宣的区隔意指。 应乐与许多感染者都认为， 他们曾经不只是身体患
病，心理更是需要接受治疗，但这不是个体的心理疾病，而是艾滋病“生
命—环境”的社会展演。
确诊为感染者的过程就像遭遇了一场生命的灾难， 他们被大众话
语鄙视、排斥而生成“贱弃”心态，因与死亡为邻而惊惧度日，成为了桑
塔格 （2003：109）所预言的“生物医学贱民”。 道格拉斯（2008）从规范的
角度指出，人们总认为污染者是邪恶的，在传染病爆发时，污染者进一
步成为感染者这个实在的污染源，“人类社会共通的特性之一或许就在
于因危险的恐惧而强化共同体中区隔的界限”（Douglas，1992：34）。 边城
的感染者各自被孤立于自己的家庭之内，甚至遭受家庭成员的排斥，接
近一个自我体认的死域。
接下来，边城“做艾滋病”的“任务”就是将这个例外性的感染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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