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22年第3期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艺术与社会之间。
京剧无论如何工具化或现代化， 都不可能只作为对社会的反映而
丝毫不顾及艺术自律性，与此同时，这种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也是现代
性的后果之一。 近代以来，西方艺术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渐
渐摆脱对政治和宗教的依附，成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领域（闻
翔，2020）。 现代艺术从生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变成与之脱嵌的自
足领域，表现出了“自律性”这个重要特征，并体现在“为艺术而艺术”
的命题中， 艺术开始在纯粹性里寻找自身本质性标准和独立性标准的
保证 （沈静，2008）。 这一倾向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更为明显， 阿多诺
（2000：12）将艺术视为拯救现代社会中被异化个体的重要力量，艺术的
现代性要求其生产逻辑脱离经验世界的干预， 从而具备超脱和对抗经
验世界的能力。 换句话说，艺术认识现实的方式不应该是照相式的、透
视的描写，而应该是对现实的否定（韩清玉，2014）。 受到“为艺术而艺
术”的观念影响，京剧的近代转型之路表现出吊诡的一面，即京剧在受
到社会思潮影响而积极进行自我革新的同时， 又有意逐渐地与社会保
持一定的距离。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京剧通过部分的“去商品化”来
破除时人对其“玩意儿”的印象。
中国的戏曲艺术是“玩意儿”，即供人娱乐和社交的商品，这是当时
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伴随着文人“捧角儿”和社会运动的兴起，这种供人
娱乐的“玩意儿”在近代经历了从“鬼行贱业”转变为“去商品化”的高
雅艺术的过程。 京剧似乎不再是纯粹为人娱乐而存在的商品，开始“为
艺术而艺术”。 与此同时，彼时的京剧又具有明显的“为社会而艺术”的
色彩，在国内外的形势下，京剧受“新青年派”的影响，兼有“工具论”的
色彩。 换言之，京剧要为社会服务，承担起启蒙、教育的社会功能，它的
发展方向不仅具有自身的艺术逻辑，也要反映现实社会。 因此，当西方
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 只承担表达个人主观
思想的内在义务，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的教化功能时（周立斌，
2004），京剧则积极地融入政治场域与社会空间，并试图兼顾自身的艺
术自律性。 在这一过程中，京剧的“工具”属性与“艺术”属性并存，且在
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所侧重。 这两种属性使京剧在保持“艺术自律性”
的同时，又兼具“社会建构性”；成为具有深厚内涵的高雅艺术的同时，
又承担起“救亡图存”的社会功能。由此，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京剧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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