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社会》2022年第3期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对立的体现。 然而，传统是“活”在现实中的，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与社会
行为中发挥着作用（景天魁，1999），现代性本身的非连续性又为传统在
现代性之下的留存提供了现实空间， 这使得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过程不可避免地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1917 年 3 月，以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对
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将中西戏剧对立，认为西方戏剧是
“先进的”，而中国戏剧则是落后的“遗形物”，他们主张将之废除并以
西方话剧的说白取而代之，借以表现复杂的社会矛盾与现代性精神（刘
祯，2021）。 不过这种强烈的对立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新文化运动
的影响下， 旧剧艺人开始编演反映现代社会思潮的时装新戏。 1919 年
和 1924 年，梅兰芳两次赴日演出，在日本学界受到追捧，使得“新青年
派”对旧剧的认识有所改观。如胡适就曾向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承认，“我
们的能力太薄弱了， 恐怕破 坏 有 余 而建设 不 足 ”（张 小 钢 ，2011：13）。
1923 年，胡适创办了《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提出“少说点空话，多
读点好书”的口号，提倡以科学方法从事“国故学”研究。 尽管这一阶段
他们的主张还是反传统， 但不得不开始回答对待传统文化的总体原则
是什么等问题，而“整理国故”就成为探寻答案的现实出路。 所谓的“整
理国故”，就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接受科学的洗礼（陈卫平，2015）。 因
此，在旧剧作为传统文化的“遗形物”而于新文化运动之初受到广泛批
判后，随着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深入研究，旧剧的价值与意义
又被重新发掘出来。 对旧剧的研究与改造不仅是对新文化运动早期主
张的发展和实践，也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此时摘下了“愚昧落后”的帽子，
产生了“发扬国光”的重要意义。 1946 年秋，时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
会中国代表、“梅党”成员张彭春（1946）在重庆南开中学发表演说时指
出，“三十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 表
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就是
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作为旧派文人精神寄托的“旧
剧”和作为新知识分子改造对象的“国剧”都是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产
物，因此，艺术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社会工具，担负着教育、社交、宣传等
社会功能。
在这个转型背景下， 不仅新知 识 分子 有 着 强 烈 的改 造 传统的愿
望，传统艺术也面临着自我救赎的困境。 不同于布尔迪厄（2001：9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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