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堕落成“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又已经受到资产阶
级影响，按照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国家”（马
克思，1965：23-24）。

五、结论与思考：从普鲁士的官僚化历史到韦伯的官僚制
理论

如果说经济领域理性化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的兴起， 那么行政领域
理性化的体现便是理性官僚制的诞生， 本文聚焦后者在精神层面上的
展现，希望对“官僚制精神”及其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 正如“资本
主义精神”一样，要想构建“官僚制精神”这样一个历史概念，只有在对
其历史展开讨论后，才能将诸多构成要素交织糅合于其中。 因此，在回
顾了普鲁士将近三个世纪的官僚化进程之后，我们可以提炼出“官僚制
精神”的要素：首 先，讲 求 规 则 与 形式上 的 平 等（韦 伯 ，2010a：333）；其
次，由 非 人 格 化 精 神 支 配 ，即“不 示 好 恶 ”，无 论 有 何 种 个 人 欲 望 或 考
虑，都应被严格抑制以履行对公众形式上的义务（韦伯，2010a：332）；最
后，重视权威控制以及与之匹配的、注重实际效果的功利主义倾向（韦
伯，2010a：333）。 可见，这三个要素都共同指向官僚制精神的入世禁欲
主义本质：注重实效意味着“入世”，而注重平等和公共性的普遍主义取
代放纵个人好恶的特殊主义则意味着对个人私欲的抑制。
那么，这样的官僚制精神在人类历史中又是如何出现的？对于这个
问题， 诸多的韦伯研究者似乎将之视为经济领域理性化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向行政领域自然延伸的结果。 韦伯（2004b：458-459；2010a：331）自
己也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对“按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的需求，
这一说法似乎在暗示经济领域理性化是行政领域理性化的原因。 在官
僚制理论中，韦伯也以类似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军
事竞争的加剧、 统治领土的扩大和行政事务的增加等客观因素如何为
官僚制的发展提供需求和动力。 然而，如果我们重回韦伯官僚制理论扎
根的历史语境———普鲁士的官僚化进程———便会发现， 虽然上述因素
的确在 17—18 世纪推动了普鲁士官僚制的建立，但在这些要素没有消
退反而继续加强的 19 世纪， 普鲁士官僚制却出现了向家产制的蜕化，
官僚变成了一个被韦伯和马克思等人强烈批判的特权群体。 可见，将行
政领域的理性化与其他领域的理性化简单联系起来的做法， 很容易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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