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随着内在不稳定的虔敬主义转变为被保守派贵族利用的新虔敬主
义以及贵族统治复辟导致普鲁士官僚制的贵族化， 立宪政体和软弱君
主对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监督力度不断衰退， 普鲁士行政机构内部的禁
欲伦理逐步瓦解，官僚制精神也由此衰落，其结果自然是官僚私欲的上
升和用公共权力牟取自身利益的传统主义式家产制行政倾向的抬头。
在 19 世纪，普鲁士官僚逐渐成为一个垄断着日益复杂的行政和专业信
息的身份群体，甚至还成长为国家的功能性统治阶级（Ringer，1969），逐
渐滋生出将身份特权合理化的思想。 这一官僚群体对自身特权的维护
解释了他们在普鲁士社会和政治改革立场上的保守性： 既不同情新兴
的资产阶级的具体目标，也不同情工匠和工人的激进要求，仅对所谓的
“社会和谐”有着模糊的渴望；重视法律统治而非共识统治，对民主思想
的实践和投票权的扩大缺乏兴趣（ Ringer，1969：123-125）。 在这一时期，
贵族化的普鲁士官僚展现出一种只专注于维护自身地位和特权， 对事
关普鲁士全局的社会改革无视甚至抵制的保守倾向， 这在本质上是一
种将本该用于服务公众的公共权力视为己有且用于服务自身私欲的贵
族式家产制心态。 总而言之，普鲁士官僚制在 19 世纪出现了朝向家产
制的蜕化。
至此我们看到，虔敬主义曾经在 17—18 世纪成功地为普鲁士行政
系统灌注了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伦理，以抑制私人欲望的方式克服
了行政过程中的传统主义行为（如以权谋私），促进了服务公众和国家
的倾向，为普鲁士的官僚制精神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虔敬派教义对
“现世”“感情”和“权威”的强调，这种禁欲伦理和官僚制精神具有内在
的不稳定性。 当普鲁士在 19 世纪遭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剧变后，虔敬
主义对“现世”的关注被德意志精英用来回应现实问题，从而构建了同
样强调“感情”的民族主义和重视“权威”的保守主义，虔敬主义也在后
者的影响下，转型成为政治性的新虔敬主义。 正是在新虔敬主义、民族
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影响下， 普鲁士贵族在拿破仑战争之后
的复辟得以实现。 这带来了普鲁士社会尤其是行政机构的贵族化，也让
贵族所代表的家产制心态和行为模式进入普鲁士官僚系统， 瓦解了普
鲁士的官僚制精神，让普鲁士官僚制开始朝向家产制行政模式蜕化，它
不再服务公众与国家，转而成为专注维护自身私欲、特权和地位的利益
团体。 曾经帮助普鲁士实现快速崛起的官僚系统的蜕化也让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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