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于是，由于 19 世纪拿破仑战争后保守力量的复辟与贵族地位的加
强，整个普鲁士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贵族化趋势。 1807—1848 年间，普鲁
士有 241 人实现了贵族化， 其中包括 95 名军官、82 名官员、50 名大地
产所有者、10 名商人和 4 名其他身份者（邢来顺，2019：189）。 贵族化造
成的重要后果就是政治、行政和军事部门中贵族的比例不断增加。 在省
级行政机构中，贵族任职比例由原先的 1/4 上升到了1/3，19 世纪 20—
40 年代更是一度上升到了 1/2。 1858 年，78%的省长和 82%的县长职位
掌握在贵族手中。 在军队中，1820 年，贵族军官占总数的 54%，到 1860
年则增加到了 75%（邢来顺，2019：188）。 因此，在整个 19 世纪，德国始
终存在一个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
普鲁士官僚机构的贵族化意味着保守贵族所代表的家产制心态和
行为模式向行政领域的侵蚀，这开启了普鲁士官僚制精神衰落的进程，
而同时期普鲁士的经济和政治变迁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19 世纪初，工
业革命的浪潮到达中欧大地， 作为后发国家的普鲁士开始了赶超性的
快速工业化（格申克龙，2012）。 随着普鲁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肖
辉英，1997），崛起的资产阶级与原有的容克地主贵族的矛盾随之加剧。
最终，普鲁士于 1848 年爆发了三月革命，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颁布宪
法，在普鲁士推行君主立宪制，建立全国性的代议机构。 然而，立宪政
体的建立仅仅为普鲁士各阶级间的斗争更换了场所， 国民议会中的资
产阶级希望通过更加严厉的法律摧毁旧制度， 但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
保守势力一直与之进行对抗（博恩，1991）。 于是，国王、容克贵族、资产阶
级等普鲁士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斗争成为19 世纪普鲁士政治史的主
要基调。
正是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内斗弱化了曾经加诸普鲁士官僚
体系之上的权威控制。 如前所述，由普鲁士国王领导的国家虔敬主义的
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在权威的领导魅力、 模范作用和奖罚分明
的规章制度。 然而，19 世纪的普鲁士国王（如腓特烈·威廉三世和四世）
并不像其祖辈一样是强力君主， 新成立的立宪政体更是因内耗不断而
无法对普鲁士官僚体系施加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同时，由于19 世纪普
鲁士对外战争和对内治理的失败和挫折， 政治性的新虔敬主义缺乏国
家现实事功的证明，因此，这一高度看重“现世”的宗教思想一次次遭到
现实的无情冲击，弱化了普鲁士虔敬派官僚本就不强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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