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敬主义”，在全国加以推广，并用以规训普鲁士行政系统，为普鲁士官僚
打造一种服务公众、奉献国家的价值底色。 于是，普鲁士官僚便被灌注
了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他们被要求在行政过程中放弃自身私
欲，更要摆脱那种用公共行政权力牟取个人私利的家产制作风，转而履
行侍奉上帝并促进他在尘世的工作之义务， 亦即为普鲁士国家和公众
服务。由此，在普鲁士官僚系统中，一种普遍主义的责任感、纪律性与天
职观便被树立起来，它克服了特殊主义以公权谋私利的家产制倾向，奠
定了普鲁士的官僚制精神。 当然，这种精神的维持也得益于普鲁士国王
颁布的一系列规范公共机构成员行为的法律和规章，但虔敬主义对“权
威”的尊崇让受之影响的官僚对君主的政治控制具有天然的接纳心理，
从而使相关行政法规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 让官僚制精神得以持续并
落实。
然而另一方面，虔敬主义思想的三大特点使其“入世的禁欲主义”
具有较大的内在不稳定性， 这使得普鲁士官僚制精神在现实和权威失
能的冲击下难以为继。 首先，虔敬派的宗教表达方式更接近路德，富有
号召力却缺乏系统性。 加尔文毕生的思想都凝结成了一本逻辑严密、事
无巨细均有规定的《基督教要义》，能够在他死后继续一以贯之地“看
管”信徒（Marshall，2009）。 与加尔文主义对教义解释的严密和前后一致
不同， 虔敬派的代表人物对于教义如何适用于日常生活的问题含糊不
清， 只是以“路德派的方式加以描绘而不是去辩证清楚”（韦伯，2007：
120）。 虔敬主义重视心灵体验的情感面向，其宗教体系的系统性相比加
尔文宗更为不足，“禁欲的宗教基础是动摇且不安定的”（韦伯，2007：
128）。
其次，加尔文宗的思想核心是“预选说”，即教徒不知道自己是否被
选中，因此只能在生活中表现出对上帝之义的持续服从，以不断求证这
个问题（Gonz觃lez，1987）。 因此，加尔文教义更强调未来恩宠的不确定
性，从而形成迫使信徒反复进行自我检视，有计划地规制自己的生活，
并重新证明自己的内驱力；而虔敬主义着眼于“现世”，希望“借着禁欲
的强化， 在此世就能品味与神交会的至福喜悦”（韦伯，2007：116）。 所
以，加尔文主义将检验上帝恩宠的时点置于永远不可知的“彼世”，由此
带来的不确定性、紧张感以及由此催生的信徒的内驱力，永远不可能受
现世情况的影响；而虔敬主义在路德宗的基础上，更强调现世对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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