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言，虔敬派超越宗教派别的基督教精神是实现宗教融合的“天籁之音”。
因此， 选帝侯支持虔敬派进入普鲁士地区， 以实现宗教融合 （克拉克，
2018）。
最初，虔敬派在哈勒地区试点发展。 1691 年，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 在国家的支持下成立， 吸纳了很多虔敬主义者到此开展教学
活动。 虔敬派领袖、斯佩纳的追随者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11"
Hermann Francke）在此时出任哈勒大学的神学教授。 1695 年，弗兰克开
设了一所帮助穷人的学校，随后将它扩大为孤儿院，为孤儿提供食宿和
救济，并让他们接受初等教育。 这样一来，虔敬派的思想通过初等和高
等教育、社会服务和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等方式逐渐被大众接纳（克拉
克，2018）。
虔敬派信奉自我约束、顺从和“爱邻人”的互助精神，强调内心的转
化和实际的慈善（Ringer，1969：18）。 弗兰克在此基础上将职业劳动纳入
“爱邻人”的范畴，认为在世间勤奋工作是人们展示对上帝顺从的最佳
方式，并制订了各方面的行为准则。 于是，与禁欲的加尔文宗类似，虔敬
派营造出一种信仰的紧迫感———信徒只有时刻服从上帝“爱邻人”的教
诲，才能获得救赎。
虔敬派教义对工作的强调支持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规训理念和
治国主张（Gorski，2003）。 1713 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继位后，大力支持
虔敬思想的传播，在普鲁士全境实行义务教育，并按照哈勒的模式成立
两千余所学校，让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能接受虔敬思想的教育。 在此过程
中，他有意将“爱邻人”的宗教训诫引向“为了国家利益”的方向，逐渐形
成了一种“国家虔敬主义”的价值伦理。 这种伦理超越了纯粹宗教信仰
的范畴，形成了与宗教心理效果相同的替代机制（Gawthrop，1993：244），
即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君主，强调自我牺牲的服务，并将个体的自我价值
感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国家虔敬主义” 对社会的规范作用被腓特烈·威廉一世运用到官
僚群体的选拔和管理之中。 腓特烈·威廉一世对官僚体系进行了一系列

11. 弗兰克将对个人体验的强调推得更远，极力推崇基督徒在生活中追 求喜乐，认 为这
种生活模式应当是一首献给上帝的赞歌。 他声称，真正的信徒必须能够展开指向自己的
“ 悔悟的斗争”（struggle of repentace），在其中，面对 法律和 自身的罪孽，他 们能够在特定
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皈依的体验（Gonz觃lez，20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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