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重要意义，这便让现世中的具体事件或现象都能诠释为神意的征兆。 同
时，相比加尔文宗，路德宗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路德本人就从神秘主
义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内心宽慰”， 也体会到了“某种喜
悦”。 如前所述，其思想核心中的“被归给的义”使虔敬主义在“证明被
上帝挑选”方面比加尔文宗弱得多。 就像弗兰克所言，尽管上帝有时会
躲着个人，故意制造类似于皈依前的信仰危机，但上帝的恩典迟早会降临
（Gawthrop，1993：143）。 这种观念无法在教徒内心催生内在的紧张感， 从而
无法促使他们为求得自我确信而不休不止地劳动（韦伯，2007：128）。 12
最后，信徒内驱力在直面“现世”时的不稳定，进一步使虔敬主义的
规训效果依赖于外在“权威”的在场和信奉者对它的服从，这便对“权
威”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发展过程
中，加尔文本人也需要对信徒进行监督和规训，他在日内瓦建立的严酷
的神权统治就是例证（Marshall，2009）。 如前所述，虔敬派教义受多位领
袖和思想家的影响， 这些影响随着不同人物各自的成长环境和写作语
境而变，体系的发展并不连贯。 因此，虔敬主义难以遵循一套首尾一致
的宗教理性逻辑，在逻辑一贯性上远逊于加尔文主义（韦伯，2007），从
而难以为一种有纪律的虔敬行为提供救赎上的理由， 只能靠权威迫使
信徒持续服从其所提倡的禁欲生活模式（Gawthrop，1989）。 这种建立在
有魅力的领导人身上的宗教精神，难以持久地规范和整合人们的生活。
18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几位虔敬派和哈勒神学界的奠基人相继去世，后
继者无论是在神学造诣还是公众形象上都无法企及这些前辈， 这成为虔
敬主义逐渐没落， 追求私利的放纵作风沉渣泛起的一大原因（克拉克，
2018：137）。
12. 可见，虔敬派一方面给信徒造成了一种救赎的不确定性，让信徒产生了一些对于救
赎能否实现的焦虑感，促使他们通过“爱邻人”来求得上帝之爱。 但另一方面，由于虔敬
派将追求救赎的努力落到现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邻人”），而且虔敬主义传递了一
种只要保持谦卑和服从上帝律法，上帝的恩典迟早会到来的信念，因此，上帝之爱可以
在现实中感知到甚至能够最终实现，它就变得确定了。 这种救赎的确定性一旦出现，信
徒内心的焦虑感和内驱力也就随之降低。 这一问题还因虔敬派教义缺乏固定的形式化
原则与流程而给信徒留下较大的现世诠释空间加重了。 总而言之，虔敬派在突出一定程
度救赎不确定性的表象下，又给了信徒以消解不确定性的可能。 可见，虽然我们不能说
虔敬派在救赎可能性上的立场“过于确定”，但它给予信徒的救赎不确定性的确远小于
加尔文宗。 因此，与加尔文宗相比，虔敬主义对信徒行为的规训力度更低，这也是其内在
不稳定性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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