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因素非但没有衰减，还在各自领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 照理来说，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行政体系应该在理性官僚制之上更进一步， 然而事
实并非如此。 在 19 世纪，普鲁士的官僚制反而出现了向家产制管理模
式的蜕化，就连曾经将之作为官僚制理论典型案例的韦伯，也对威廉时
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官僚化提出了深深的疑虑， 并对德国官僚机器进
行了尖锐的批评。 韦伯（ 2009：119）曾在《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
府》中称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民族缺乏政治教育，并且“逆来顺受地容
忍所有以‘君主之制’名义做出的决策”。 没有强大的议会和统治者，德
国整体呈现出“消极政治”的状态：官员不受控制地凭借专业知识和职
务信息进行垄断性行政，实行利益团体的庇护制，行政体系也随之变得
模糊、 混乱和腐败，“必须处理的各种问题从来不是清晰可见的”（韦
伯，2009：147、156-158）。 对此我们要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何没有预
见到普鲁士官僚制在 19 世纪的蜕化，其中究竟缺失了何种因素才导致
了解释力的不足？

三、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诞生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上述缺憾提示我们，除了政治、经济、行政等物
质层面的条件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理性官僚化的进程。 的确，所
谓官僚化不仅意味着行政技术上的改革，更是理性化的“精神”在行政
系统的“兴起和普及”（韦伯，2004a：82-87）。 9 事实上，韦伯已经对影响
官僚化的精神因素做了暗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
（2007：128-129）写道，“虔敬派所培育的品德较多展现于……‘职业忠
诚的’官吏中……相较之下，加尔文派似乎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
严格、正直与积极更有相互的亲和性”。 可见，在韦伯看来，正如加尔文
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选择亲和性”一样，路德宗虔敬派思想与官
僚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选择亲和性”。 因此，虔敬主义应该就是在经
济、军事、行政等物质条件之外，影响普鲁士官僚化进程的精神因素。然
而遗憾的是， 韦伯并未详细讨论这一理念要素如何塑造普鲁士的官僚
制，更没有将其系统性地纳入自己的官僚制理论之中。 因此，要弄清楚

9.“精神”（Geist/spirit）或“心态”（mentality）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和分析角 度。
在分析诸如资本主义兴起、现代国家建立等重大历史进程时，韦伯都力图在考察物质和
技术变革的同时，强调“精神”层面变革的重要性（陈涛，2019；肖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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