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僚制理论缺乏系统剖析，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仍然给出
了探究该问题的一丝线索：在讨论普鲁士官僚制时，韦伯（2007）提及了
作为新教路德宗分支之一的“虔敬主义”（Pietism）宗派，并用一句话带
过了虔敬派宗教思想与职业官僚的亲和关系。 2 因此，以这一线索为起
点，本文将回到韦伯官僚化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亦即 17—19 世纪的
普鲁士，一窥当时行政领域理性化的历史进程，探寻虔敬派宗教伦理在
普鲁士官僚制精神兴衰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是写作本文的第一
个目的。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希望基于上述补充，参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的论证思路（如基于加尔文宗的教义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从宗
教教义出发分析虔敬派宗教伦理如何塑造普鲁士的官僚制精神， 以补
充韦伯官僚制理论未能阐明的问题。 与强调孤独个体独立面对冷峻上
帝（因而淡漠人际感情和此世羁绊）的加尔文宗教义不同，路德宗虔敬
派更强调“感情”和“现世”。 因此，尽管虔敬派一方面提倡类似于加尔
文宗的禁欲主义，但在另一方面也追求此世就能体会到的“与神相交的
喜悦”， 所以在其教义内部缺乏加尔文宗那样的“理论的一贯性”（韦
伯，2007：120）。 这种教义上的内在不稳定使得虔敬主义容易受现实形
势影响，难以独立对信徒产生强大的规训作用，造成了虔敬派信徒内心
驱动力的不足。 作为弥补，虔敬派领导者以及后期运用虔敬派思想的普
鲁士国王必须一直强调“权威”的外力推动作用。“感情”“现世”与“权
威”等虔敬派教义特征的叠加深刻影响了普鲁士官僚制的发展，通过带
来“爱邻人”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对君主权威的绝对服从，促成了17—18
世纪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诞生。 然而，也正因为虔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
和对现实形势的关切，它在19 世纪普鲁士反抗拿破仑帝国的斗争中被
用于构建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并进一步被改造成政治性的“新虔敬主
义”（Neo鄄Pietism）。 新虔敬主义被保守的普鲁士贵族用来为复辟提供辩
护，成为普鲁士官僚体系贵族化、官僚制精神衰落、家产制重现的关键
原因之一。 基于对虔敬派教义以及它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兴衰之间关
系的分析， 本文希望在理论层面补充韦伯官僚制学说未能阐明的影响
官僚制发展的价值伦理因素， 进而启发我们从官僚制精神和资本主义

2. 韦伯（2007:119）将虔 敬派与加尔文 宗都归类为禁 欲的基 督新教，但认为 虔敬 派 只是
将加尔文宗那种禁欲的生活样式渗入非加尔文派宗教意识中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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