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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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激情和效率, 也减少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克拉
克,2018)。
基于此前普鲁士官僚制发展的历史,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炼
出了官僚制的特征及演化动力。 在韦伯( 2010a:330、332)看来,官僚制
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是“行使权威的最理性手段”。 他
将理性的官僚制比作一个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与其他组织的对比就“犹
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关系”,并且“纯粹官僚制的行
政组织类型能够达到最高度的效率……它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
厉程度以及可靠性,无不优越于其他任何形式”(韦伯,2010b:1113)。 现
代官僚制这种精确、 稳定和高效的优点体现在它的六项特征中:“由规
则,即法律或行政规章”来决定管辖权限的规则化特征;遵循“职务监督
与隶属体系”的等级制原则;国王视自己为“公仆”的“职务活动与私生
活领域分离”的公私分明性;“以专业化训练为前提”进行岗位划分管理
的专门化特征;在公务活动时不掺杂私人感情并“付出全部能力”“严格
履行义务”的非人格化属性;选用“掌握行政管理、商业管理等技术”的
专业人才和以工作成绩作为升迁任免依据的技术化特性(韦伯,2010a:
324-332;韦伯,2010b:1095-1097)。
普鲁士的历史案例也表明, 官职之所以能从家产制下的私人所有
物转变为受规则限制的职业,其中包括了来自军事、经济和行政三方面
的变革动力:第一,普鲁士需要建立具有军事纪律并且受专业训练的职
业常备军,以维护领土安定,对抗外部敌人,而“只有官僚制军队结构才
能容得下职业常备军的发展”(韦伯,2010b:1120)。 可见,国家安全的需
要成为官僚化的强大推动力。 第二,维持官僚制恒定结构运转的前提是
存在“一种稳定的税收体系”,使得官僚行政能够“有效获得连续性的收
入”,而只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货币经济才能为这种税收体系和官僚行政
提供可靠的基础(韦伯,2010b:1103-1104、1107-1108)。 最后,行政任务
的量化和扩展成为推动官僚化演变的强有力因素,“国家越大且越要成
为一个强国,就越需要无条件依赖官僚基础”,以满足“公共的、跨地区
的、多样的”需求(韦伯,2010b:1108-1112)。
基于 17—18 世纪普鲁士官僚化的历史,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强调了
诸如政治军事压力、 货币经济成长和行政事务繁杂等因素在建立理性
官僚体系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当历史进入韦伯自己所处的时代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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