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加深对作为一种整全性进程的理性化的理解。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普鲁士 17—19 世纪
的官僚化历程进行历史社会学的梳理， 并将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核心内
容 还 原 至 它 所 诞 生 的 语 境 中 ， 进 而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凸 显 其 理 论 的 局
限——对影响官僚化进程的价值伦理因素分析不足。 本文的第三、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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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梳理德意志早期现代历史中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从而聚焦官僚化
进程背后的伦理价值因素， 探讨韦伯已提及但并未详述的路德宗虔敬
派宗教伦理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形塑作用。 同时，通过对虔敬派宗教
伦理与加尔文宗教义的对比， 从虔敬派宗教运动与普鲁士现实政治互
动的角度， 分析它如何在推动普鲁士官僚制精神兴起的同时又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这种精神的衰落。 最后，本文结论部分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
上，分析官僚制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和互动，展望在未来研究中
讨论不同社会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相互影响的可能。

二、重返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语境：普鲁士的官僚化历程

韦伯（2010b：1097）在《经济与社会》的官僚制一章中，将以王权专
制为突出特点的普鲁士作为线索来介绍官僚制，并称之为“现代特有的
官僚制国家”。因此，如果要全面理解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就需要回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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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根源的历史现场———普鲁士的官僚化进程 ———进行历史社会学
的梳理和分析，识别其官僚制理论中包含和遗漏的要素，从而为补充和
发展该理论打下基础。 正如韦伯（2007：23）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中所说，对类似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历史概念，“由于在内容
上牵涉一种在其个别特性里饶富意义的现象，所以不能依‘类同、种别’
的公式来加以定义（德文的话就是‘界定’），而是必须将其历史真实当
中所得出的个别构成要素慢慢加以交织糅合而成。 因此，终极的概念掌
握并不在于研究的开端，而必定是在研究的结尾”。 本文所关注的作为
3. 本文以普鲁士作为核心案例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普鲁士的官僚行政影响了后来欧
洲主要国家乃至日本的近代国家建设（徐健，2005），是一个典型且重要的案例；其次，韦
伯在《经济与社会》中以普鲁士为例对官僚 制进行 分析，本文 将跟随韦伯的进路；最 后，
普鲁士对韦伯而言具有特别意义： 韦伯的父亲是柏林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和德国 国会议
员，自韦伯出生以来，他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就深受在普鲁士传统影响下的德国政治的影
响（蒙森，2016）。 韦伯成年以后，普鲁士在韦伯的政治评论文章中也占据着独特地位。 因
此，深入分析普鲁士案例对理解韦伯思想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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