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虔敬主义如何像加尔文主义催生资本主义精神一样锻造了普鲁士的官
僚制精神， 我们还需要从德意志早期现代历史中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
系说起。
17 世纪初，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1608—1619 年在
位） 皈依了加尔文宗， 此后的几代君主都信奉加尔文主义（Gawthrop，
1993）。 然而，大部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贵族与人民都是路德宗的忠
实信徒， 这就带来了国王与容克贵族、 民众之间的信仰分歧， 克拉克
（2018：119）称之为“加尔文教的君主，路德教的人民”。 这种信仰分歧主
要体现在容克贵族和普通市民两个层面。 首先，由于路德教一直受地方
贵族主导，高级官员亦由当地贵族出任，而选帝侯任用大量“外来的”加
尔文主义官员就破坏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的“本地权”。因此，容克
贵族利用他们对税收的控制权迫使选帝侯做出让步， 只有选帝侯保证
路德教的地位以及地方贵族对神职人员的任免权， 他们才会继续向选
帝侯提供资金。 其次，市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共同的
宗教信仰而产生，因此他们也将加尔文宗的官员视为侵略者。 这种民间
反加尔文主义的情结根深蒂固， 并在腓特烈·威廉在位期间愈演愈烈。
同时，路德教派控制着地方教会的任免权，渐渐发展成一个社会网络，
并形成了宗教色彩浓厚， 强 调 地 方 自 治 ， 反 对 中 央集 权 的意 识 形 态
（Gawthrop，1993；克拉克，2018）。
由于普鲁士王室及加尔文主义的弱势地位，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
难以强势推行中央王室的立场，不得不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 于是，虔
敬主义就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宗教融合的“第二条道路”（克拉克，2018：
126）。 所谓“虔敬主义”是斯佩纳（Philip Jakob Spener）领导的一场路德
宗的运动， 作为对愈发呆板教条的正统路德宗以及三十年战争的回应， 10
其核心就是要重新发现基督教信仰的深刻个人含义， 追求“心灵的宗
教”。虔敬派虽然隶属路德宗，却排斥宗教纷争（克拉克，2018）。同时，虔
敬主义运动包含了许多救助贫困、教化民众、兴办公共事业的内容，不
仅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也与普鲁士国王的治理需求相匹配。 对选帝侯而

10. 斯佩纳被称为“虔敬主义之父”，他成立了圣经研究与灵修小组，并称之为“虔敬会”
（ colleges of piety）。 1675 年，斯佩 纳撰写了《虔敬的愿望》（Pia desideria），着 眼于 路 德 宗
“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提出应当更少地强调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差异，而要多强调所有基
督徒的共同责任，这成为虔敬主义的基本纲领（Gonz觃lez，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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