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的论述远不如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中对经济领域理性化的讨论详尽，尤其是他并没有像说明资
本主义诞生背后的宗教和伦理基础一样， 详细阐述官僚制出现的宗教
和伦理支撑。 韦伯认为，加尔文宗所强调的对私人关系的贬斥可以带来
“日常行为中的非人格化”， 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本迪克斯，
2007：52-56）。 但相比于带来非人格化的经济伦理，韦伯对行政伦理则
鲜有论及。 尽管在他列举的卡里斯马、家产制和官僚制支配的历史图景
中，韦伯讨论了不同支配形式在“合理性”（rationality）意义上的理念基
础，勾勒出行政的自主化和独立化趋势（陈涛，2020b），并且讨论了官僚
制出现的一系列条件，如军事竞争的压力、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任务
的增加等（韦伯，2010b），但他并没有对这种根本性转变背后的伦理基
础进行详细的理论提炼和充分的历史案例分析（ Cohen，1972）。 事实上，
对于 官僚制如何 出 现 这 个 问 题 ，韦 伯（ 2010a：331）曾 展 开 过 明 确 的 论
述：“在资本主义的扶持下，创造了一种对于稳定、严格、紧张、可计算
的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资本主义体制在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
主要作用”。 由此看来，韦伯对“行政领域的理性化”之阐述似乎给人一
种“论证跳跃”之感。
这种论证跳跃容易令人产生一种错觉： 官僚制的出现似乎是经济
领域的理性化向行政领域“功能性溢出”的自然结果，其动力可能是统
治者的压力，但更可能是经济的发展（Gawthrop，1993）。 很多学者也直接
将韦伯的官僚化理解为普世理性化在行政领域不可阻挡的进步与普遍
化（universalization）的线性展开（Nelson，1973；Kalberg，2012；王俊敏，2011）。
这种认识虽然符合直觉，但妨碍了我们理解行政领域理性化的复杂性，
不利于我们深入揭示官僚制背后的伦理支撑（Gawthrop，1993）。
事实上，虽然在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为何这一问题上，韦伯的官

（ 接上页） 僚制行政”与“家产制行政”。 在《韦伯社会学论文选集》（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中，家产制行政指代一种 根据社会经济 地位任 用官员，行事充 斥门阀特权，以
权谋私的行政方式；而官僚制行政是指聘任具有专业素质的专职人员，在决策上杜绝“因
事而异”，权力按照条例来行使的行政方式（Gerth and Mills， 1946：224）。也就是说，韦伯所
说的“官僚制”是指由专业官僚管理国家的支配 模式，而“官僚制行政”则 指按规章行事
的行政管理方式。 本文在论述官僚制和家产制时沿用韦伯“官僚制行政”的概念，当提及
“家产制倾向”“向家产制蜕化”“家产制成分增加”时，特指行政管理向家产 制行政模式
蜕化，而非整个国家的支配方式滑向了家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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