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入“论证跳跃”的陷阱。因此，如果要同时解释普鲁士官僚制及其精神在
17—19 世纪的崛起和蜕变，我们还需要寻找物质之外的要素。
事实上，韦伯已经向我们提示了这一要素的存在。 在《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中，当谈及加尔文主义与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
间的“亲和性”时，韦伯一笔带过地暗示了路德宗的虔敬主义与忠诚的
行政职员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亲和关系。 顺着这一线索， 本文追溯了自
17 世纪以来，尤其是从腓特烈·威廉一世开始，虔敬主义在普鲁士官僚
制构建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并通过对比它与加尔文主义在教义
上的区别，提炼出虔敬派强调“感情”“现世”和“权威”的三方面特性。
一方面，虔敬派在 17—18 世纪向普鲁士官僚灌注的“入世禁欲主义”的
伦理， 使之能够通过对抗私欲的方式来摆脱以权谋私的传统主义行政
行为，从而塑造一种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官僚制精神；另一方面，虔敬主
义又导致了这种禁欲伦理的内在不稳定性，使它在 19 世纪受到一系列
重大历史变迁冲击时， 被传统主义的保守贵族改造成为支持复辟的政
治性思潮，带来了普鲁士官僚机构的贵族化和官僚制精神的瓦解，促使
普鲁士官僚系统蜕变为一个只专注于维持自身地位而疏于推动公共利
益的持有家产制心态和特征的保守特权群体。
基于普鲁士的案例， 本文对路德宗虔敬主义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之间选择亲和性的分析， 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韦伯的理性化学说
和官僚制理论。 如前所述，理性化是韦伯思想的重要主线，是韦伯对现
代世界基本存在境况所做的整体性思考。 理性化虽然是一种总体性趋
势，但它在不同社会领域有各自具体的呈现。 正如韦伯（2007：1-3）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前言里所言，西方的理性化进程在科学、经
济、行政、法学甚至音乐、建筑等领域都有体现，并产生了与非西方文明
不同的思维倾向、组织模式和制度安排。 韦伯致力于阐述理性化进程在
经济领域的体现，亦即资本主义的诞生，而他未完成的著作《音乐的理
性基础和社会基础》 则是探讨理性化在音乐领域的体现， 如复调与和
声。 当然，韦伯未能详细阐述理性化在每个社会领域的具体展开过程，
他对于行政领域理性化进程的忽视即是证据。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虽然
分析了理性官僚制出现背后的军事、经济、行政等方面的原因，但未能
揭示支撑官僚化的理念因素， 即使其中暗含了官僚制与虔敬主义之间
的亲和关系， 但韦伯也没有说明究竟是虔敬主义中的哪些理念锻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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