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使存在各种差异，但都对国家和民族抱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义务观，并且
是具备“权力本能”和“权力意志”的行政和军事精英（蒙 森 ，2016：26、
422-423、431）。 普鲁士国家和军队是理性官僚制的集中呈现，如果我们
认为这两个人群对民族的责任感和权力观体现了官僚制精神对公众义
务（“爱邻人”）与权威控制的强调，那么联系前述韦伯的观点，我们是否
可以推导出一个可供未来探讨的猜想： 资本主义精神衰落后造成的现
代社会病症，也许可以通过注入真正官僚制精神所强调的秩序感、责任
意识以及对公众的服务和献身精神来医治。 14
总而言之， 本文对虔敬主义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兴衰之关系的分
析，在理论层面上提示了两个可供未来研究的方向。 首先，对于韦伯的
官僚制理论而言，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讨论影响官僚制的政治、行政、技
术等物质因素之外，将精神层面的价值理念因素纳入思考，只有这样才
能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描绘出人类的社会行动在行政领域实现理性
化的全面图景。 其次，针对韦伯的理性化学说，今后的研究可以将一直
被视为总体化趋势的理性化进程落实到不同社会领域， 然后比较各个
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和机制， 并考察不同领域理性化之间的
互动关系，尤其是探讨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相互加强或削弱的可能，
最终在理性化的多个侧面之动态演变中， 加深我们对它作为现代世界
总体存在状况的理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埃特曼，托马斯. 2016. 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M].
郭台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奥茨门特，史蒂文. 2009. 德国史[M]. 邢来顺，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迪克斯，莱因哈特. 2007.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M]. 刘北成，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事实上，这种希望以权威、纪律、为他人付出乃至牺牲的方式来医治现代西方社会病
症的想法，广泛存在于与韦伯同处世纪之交的大西洋两岸的知识分子中，包括 H.G.威尔
斯（英国）、威廉·詹姆斯（美国）、古斯塔夫·勒庞（法国）等。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
自私、享乐主义、个体脱离社会等现代社会顽疾，只有依靠秩序与纪律意识、服务与献身
精神以及对社会全体的责任感才能得到医治。 当然，这些价值理念最直接地体现在军事
组织和战争行动中，上述思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主义（ militarism）思潮中得到了
集中展现（希恩，2011）。 但是，军事主义与世界大战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矫枉
过正、因噎废食，如何在通过真正的官僚制精神来回应现代社会病症的同时，又避免走
向官僚主义的理性牢笼和军事主义的斗争崇拜，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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