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2 - 《社会》2022年第2期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者的关系。 韦伯（2010a：331）曾说，“资本主义体制在官僚制的发展过程
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如果仅从理性化在不同领域间“功能溢出”的角度
来理解这句话，我们不免会认为韦伯在此处出现了论证的“跳跃”，但如
果我们从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在价值伦理层面 上 的异 同 出 发考 虑 这 句
话，便会对二者的关系萌生新认识。 正如本文所论述的，官僚制精神对
“现世”和“（他人）感情”的重视，会造成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从而为家
产制心态和作风的复辟埋下伏笔。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将官僚制
精神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 也许正需要资本主义精神那种贬抑尘世间
的人际关系，只对上帝的绝对律法负责的伦理态度。 换言之，也许韦伯
并没有错，至少在价值和伦理层面上，同样秉承入世禁欲主义又更强调
超越性的普遍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 确实能够帮助行政官僚斩断与现
世他人的羁绊， 从而推动官僚制精神的发展。 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在
18 世纪普鲁士商业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以及 1871 年德国统一推动工业
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之后， 普鲁士/德意志的官僚机构迎来了行政理性
化。
然而，承认资本主义精神对官僚制精神可能的推动作用，并不意味
着我们要采取一种经济决定论， 认为经济领域的理性化决定了其他社
会领域的理性化。事实上，与官僚制精神一样，资本主义精神也会衰退。
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末尾，韦伯（2007：187-188）哀叹
科学的时代掏空了整个宗教的基础， 新教精神的丧失直接造成禁欲主
义伦理和行动的退却，人们放弃了对职业义务之意义的思考，转而追求
纯粹的营利，使得“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
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韦伯，2007：179）。 在韦伯所处的时代，
他已经看到自己所推崇的秉承新教伦理“志业人”之奋发的创业家性格
的枯竭，人们丧失了原有的精神，变得终日精于算计、汲汲于私利（蒙
森，2016）。面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失落，人们该怎么办？面对这一问题，韦
伯固然怀有人类深陷“理性牢笼”而不得解放的悲观主义哀叹，但他仍
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在他看来，只有人格精神上的价值才是“针砭现
代文化病症的关键药方”（蒙森，2016：VII-VIII、94-95）。 那么， 什么样
的人才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 韦伯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和当代的两个人
群：一是 18 世纪参与国家行政治理的普鲁士贵族，二是 19 世纪后期为
德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德军总参谋部将官（Cochrane，2018）。 他们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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