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此外，共同养育联盟水平的高低与父母教养的角色分工密切相关。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家庭经济学一致认为， 为实现家庭经济效用的最
大化，夫妻双方的角色定位与分工应有所差异（吴愈晓等，2018）。 传统
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致使“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相当普遍，
文化规范期待职业女性在从事有偿工作的同时成为贤妻良母， 但这种
性别分工模式因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而异（ Cheng，2019）。 夫妻双方
结构性资源的多寡决定着双方在家务分工中的议价能力， 受教育程度
较高或拥有资源较多的女性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更高。 由于教育的机
会成本较高，相较于无偿的家务劳动，高学历的母亲倾向于投入更多的
时间在劳动力市场进行有偿劳动（牛建林，2017；Becker，1981）。 正因如
此， 高等教育同质婚和向下婚家庭的母亲在工作与子女教养的时间分
配上潜在冲突更强。 当母亲花费更多时间在劳动力市场，减少了与子女
相处的时间（或照料时间），会抵消母亲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使母亲受
教 育 年 限 与 子 女 的 受 教 育 年 限 呈 现 负 相 关 关 系（ Craig，2006；Plug，
2004；Behrman and Rosenzweig，2002）。 当向下婚家庭中母亲减少子女的
教养参与，子女更依赖父亲时，低教育水平的父亲较为消极的教养策略
则会对子女的学业产生不良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 3a：在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
女表现可能最好，但高等教育同质婚姻会降低父母的专业化分工程度，
从而抵消子女的教育优势。
假设 3b：在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
现最差。
（二）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无论在学校还是劳动力市场或
婚姻市场中，个人的教育回报都不是性别中立的。 近十年来研究人员发
现，男孩的平均学业表现落后于女孩（王进、陈晓思，2013），并从中小学
阶段逐渐延伸到大学， 高考录取呈现“女强男弱” 的局面 （孙志军等，
2016）。 尽管孙志军等人（2016）认为女孩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好于男
孩，其中家庭背景特征无法解释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学校的环境因素
作用更大（ 王进、陈晓思，2013），但是，多数研究证实家庭结构以及父母
对子女学习的参与程度， 是子女学业表现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影响因
素（姜佳将、张帆，2020；Park，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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