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22年第2期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

其背后的经济原则就意味着自我的死亡本能和爱欲力比多是纠缠在一
起的，人类的日常生活便是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这两极间摇摆。 在爱
欲力比多的主导下，性与爱欲中有倒错和施虐的成分；反之，在死亡本
能的主导下，人的爱欲冲动仿佛被厄运或“魔”左右着，挥之不去，而且
总会成真，如塔索笔下的坦克雷德，悲哀于命运让他再次伤害爱人克洛
林达。
从战时文字《思考》里所说的“情感的暧昧”（ ambivalence of feelings）
（Freud， 1957:281）到 1929 年出版的《文明及其不满》里的“巨人之争”，
弗洛伊德深刻地认识到， 大战不过是将人类本能里的两种力量的斗争
呈现到极致：
现在，在我看来，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不再模糊不清。
它必须展现爱欲和死亡之间、 生存本能和破坏性本能之间的
斗争———正如在人类身上体现的一样。 这种斗争是一切生命
的基本内容，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被简化为人类为生存所
做的斗争。 我们的保姆试图用天国催眠曲来平息的正是这场
巨人之争。 （弗洛伊德，2019:70）

五、 爱欲与现代教育的困境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弗洛伊德在答复爱因斯坦《为何而战》
一文时为何置换了关于战争起因的传统提问方式。 爱因斯坦从近代自
然法的主题，即力量（might）与使用力量的正当性（right）之间的关系出
发，追问人类永久和平何以可能，但大战的经验促使他天才地意识到，
人性中一定存在着一种热衷于仇恨和毁灭的本能， 不然无法解释大战
的惨烈以及战后人心仍然悬置于战争再次爆发的危险气氛， 因此他求
教于弗洛伊德。
“我们相信这种本能的存在，而且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一直都忙于
研究这种本能的不同表现形式”（弗洛伊德，2019:176）。 弗洛伊德的回
答肯定了爱因斯坦的洞见。 对死亡本能的发现必然会彻底改变我们对
于自我和文明立场，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 如今我们不可能再天
真地像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者那般，相信人靠理智就能缔结和维持和平
的契约，过上有秩序的生活，幻想人人都成为和平主义者。因而，当我们
问“为何而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天然地预设了和平的永恒以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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