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4 - 《社会》2022年第2期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

（韦伯，2014：475）。
但后来亲身的临床实践让 弗 洛 伊 德 洞悉 了 催 眠 术 的 困 境 及 其 实
质：它用暗示和一系列物理手段，如麻醉、电疗等，看上去很快就能达到
预期的疗效，但病症通常在短时间内就复发，而且加剧了病人对医生的
愤恨，因为催眠术既不尊重个案的独特性，强靠单一的、机械的手段治
疗，又像江湖术士的魔法，它的短暂成功更多源于催眠者加之于被催眠
者的支配。 弗洛伊德记叙过自己在 1889 年亲眼看伯恩海姆施展其催眠
技法的经历： 当一位患者显示出不服从的迹象时， 便会遭到这样的呵
斥：“您在干什么！ 您在反抗暗示！ ”他感到，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公正的
暴力行为（弗洛伊德，2020:117）。
说到底，暗示仍然沿袭了传统的同一真理观和权力意志，并为之沾
沾自喜，总抱有教育成功的幻象，就像学校颁发毕业证书，便以为一劳
永逸地宣告教育的完结。 对此，弗洛伊德（ 2013：232）很干脆地批评道：
只有丢了催眠术之后，精神分析才算真正诞生。 可以说，精神分析旨在
摒弃上述冷漠和幻象，开启新的教育事业。

六、结语：战争与人的再教育

在思想史上，可以说精神分析发动了哲学革命。它颠覆了从古典到
近代以来的人的理性能力的预设，正如休斯克（2007：2）准 确 概 括 的 ：
“理性之人不得不让位于内涵更丰富但也更加危险和易变的生命，即心
理之人（psychological man）。 这种新概念的人，不止是理性的动物，更是
具有情感和本能的生命。 我们也倾向于将他作为文化中各个方面的衡
量尺度”。随着对人类本能世界的深入挖掘，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不再有
任何确定的文明价值摆在眼前，指引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相反，我
们活着，就在永无停歇地面对自我的深渊，在接受或从事着教育。 这样
一来，精神分析掀开了教育革命的序幕。
无论对于哲学革命还是教育革命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算得上
分水岭，标志着发展的前后阶段。 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弗洛伊德在同
布洛伊尔的合作中逐渐认清了催眠术的局限， 开始以神经症个案为中
心展开谈话治疗，尽可能以暗示的方法启发病人自由联想，回忆自己的
童年经历， 发现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东西。 只要无意识的历程一成为意
识，病症必然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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