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思辨哲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叙述性的心理学或是和感官生理学连带的
所谓实验心理学，都无助于人懂得身心关系；它们的概念、公式、图像所
表现的症状究竟如何组成、如何联系，都是未知数；它们或是与脑子里
的变动联系不上，或是虽能联系，却无法解释”（弗洛伊德，2013:7-8）。
进一步，“我思”作为意志行动，不能只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做
判断，相反，它要从哲学的星空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那么日常生活
里的“我思”是什么样子的呢？ 早在 1901 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
理学》里，弗洛伊德表明，即便悬置有明显症状的精神症患者，单纯看健
康人的日常状态，就会注意到，他们在不断地犯过失，如遗忘、口误、笔
误等。 这些看似偶然和琐碎的事件，却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道理：人自以
为的思想自由是靠不住的，他时刻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中断状态。 进一
步说，企图用所谓理性启蒙大众，教育人类向着最高真理奋进，难道不
是一场幻觉吗？ 反之，精神症现象或世界的“复魅”难道不是更接近哲学
的真相吗？
对“我 思 ” 乃 至 一 整 套 逻 各 斯 主 义 哲 学 传 统 的 怀 疑（马 尔 库 塞 ，
2005:94-95）并非弗洛伊德此刻才萌生的想法，但目下的战争给了他新
的观察透镜去审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心灵剧场里上演的剧目。 如果说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破解了思想自由的幻觉，那么《引论》再度讲
解过失现象时，则是在战争的氛围里逼近决定思维中断的东西，从战壕
之战转到心灵的战场。
我们看到，《 引论》充斥着战争、政治和死亡的例子，不乏幽默、无
奈甚至恐惧的色调。 如在酒桌上，某人错把“请大家干杯以祝我们领袖
健康”说成“请大家打嗝以祝领袖健康”；如在议会里，某国会议长想宣
告开会，却说成了散会，某位议员称另一位议员为“中央地狱里的荣誉
会员”；如在战场上，一个士兵错把“我愿我们有一千人守卫在山上”说
成 “战败在山上”。 报刊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如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有次
报道某节宴时说“到会者有呆子殿下”，第二天更正时，又犯了错，讲成
了“公鸡殿下”；还有一随军记者访问某将军，在通信中称将军为“临战
而惧的军人”，道歉时又说成了“好酒成癖的军人”；又如实验室的例子，
有个人冒充细菌专家，把“我实验老鼠和豚鼠”错写为“我实验人类”，结
果他后来真成了细菌杀人犯。 5

5. 以上例子参见：弗洛伊德，2013：15-16、17-18、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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