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社会》2022年第2期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

器无限制的投入， 这场战争已经蜕变为一场血腥程度超过以前任何一
场战争的屠杀。 战争一路践踏，所过之处人类似乎再无未来，再无和平。
更要命的是，人们被幻灭感（disillusionment）所袭击、裹挟甚至毁灭:
对我们而言，从未有过一次事件，一次就摧毁了那么多人
类共同的珍贵财产，把那么多最清晰的心灵搞糊涂，把最崇高
的东西贬低得那么彻底， 就连科学本身也失去了它不偏不倚
的公正性。 参加战争的人从科学那里借来了武器。 人类学家觉
得有必要宣称敌人是低等的和退化的， 精神病学家则宣称他
可以从敌人的身上诊断出心灵或精神上的疾病……那些不是
军人和未成为庞大战争机器上的小零件的人， 一定会感到困
惑，且工作能力受到抑制。 （ Freud， 1957:275）
但弗洛伊德又指出， 精神分析能给当下悲惨处境里的人类提供慰
藉。 它自诞生以来，不就一直在教导我们，人心经不住真实的检视，所谓
人性本善不过是社会压抑、本能更迭（ instinctual vicissitudes）的产物吗？
换言之，这场战争仅仅演历了人心里本来就根深蒂固的东西，人们之所
以有那么大的幻灭感，并非因为我们的公民同伴（ fellow鄄citizens）的人性
堕入深渊， 而是因为人性本身从来就没有达到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那
个高度。
于是在弗洛伊德的笔下，大战成了怀疑和祛除人性遮蔽的契机。 相
较《思考》，弗洛伊德撰写《引论》时则从容平静得多，他一开始即致力于
从根本性的哲学反思来处理怀疑、去蔽和还原的议题。 弗洛伊德在此可
谓重演了笛卡尔“第一哲学”的工作。 4 我们知道，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开
始，继而确立了“我思”这一绝对的现代主体基础，重建了上帝信仰和世
界的实在性。 然而单靠理智我们根本获得不了知识，所以“我思”说到底
又是“我执”，是用意志判断真假，做出肯定或否定的选择。
由“我思”的认识和确证，就能真正把握自我和现象吗？弗洛伊德所
遭遇并解读的种种精神症案例，证实了这条根本原理不可靠。 他写道，

4. 弗洛伊德与笛卡尔之间的思想关联本身极为复杂，二战后的法国哲学家，从拉康、福
柯直到亨利等人都对此展开过专门的讨论，其中牵连着身心关系、意识与无意识差异等
现代哲学核心问题，但论者大多承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设问和思维方式仍然遵循笛
卡尔的第一哲学（具体可参见：Henri，1993）。本文不拟对二人的思想关系做具体的阐释，
只是希望从笛卡尔式的第一哲学出发来探讨《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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