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22年第1期

社会·2022·1

7
番， 而且，1755 年以后，池盐经常欠产，场价因此高居不下。 淮北的运
费、浮费更重，当地运商运盐所经关卡较多，吏员卡要的情况十分严重。
食盐成本过高必然会引发专卖体系的失衡。 但因为价格政策的差异，河
东、淮北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河东的问题是“商力积疲”。乾隆十年（ 1745）以后，河东的盐价就被
固定下来，不准随意上涨：
乾隆八年，盐政吉庆倡议定价。 十年，盐政众神保就现行
贱价定为长额，不准增减，而商人始困。 迨后纷纷告退，无人承
充。 （王庆云，1989：489）
在此政策下，虽然较低的官盐价格遏制了私盐流通，但食盐上升的
成本也无法转嫁给消费者，贩盐反而蚀本，于是盐商纷纷退出。 淮北的
问题是“本重价悬”。 淮北并未限制盐价，结果成本增加引发盐价上升，
私盐泛滥，官盐逐渐滞销，专卖盐商也陷入赔累困境。
河东与淮北的困境正反映了二元市场内含的张力： 在成本上升的
背景下，河东官盐价格过低，导致商人赔累，无力缴税；淮北盐价过高，
导致私盐泛滥，盐商同样难以获利。 无论是哪种情况，“官督商销”的专
卖体系都难以维系。
（二）河东、淮北的应对措施
面对弊政，河东、淮北两地起初都试图出台短期政策，提高运商利
润，保证盐税收入。 18 世纪下半叶，河东官盐价格先后三次上调，但商
人依然不愿意贩盐。 于是，河东开始摊派盐商名额给富户，每五年一轮
换。淮北在 18 世纪末开始出现食盐滞销的问题。 为增加官盐竞争力，朝
廷规定淮北盐商每包盐可以额外多领 182 斤无税盐，用于压低运费。 19
世纪初，淮北官盐滞销状况愈加严重，于是，淮南盐商开始替淮北缴纳
部分盐税。 然而，上述调剂之法皆成效不大。 1791 年，河东五十八家盐
商有半数已经无力承运官盐。 1830 年，淮北滞销官盐占定额的半数，亏
欠盐课 600 万两。 在此困境下，河东、淮北开始推行盐制改革。
7. 据《河东盐法备览》卷 8 课额（蒋兆奎，2000：152-153）和《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 3 课
额（张元鼎等，2008：283-293）记载， 1725—1785 年，河东食盐的单位税负从 0.4 两/引上
涨至 0.78 两/引，增长约一倍。 林永匡（1982）计算了从顺治时期到乾隆时期河东盐引课
银的变化，税负增长三倍有余。 而且，除了绝对税负变化以外，还要 考虑货币比价的问
题。 在食盐贸易中，零售多用铜钱，而纳税均用银两。 如果将乾隆时期银钱比价的变化纳
入考量，食盐实际税负的增长还要更大。

·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