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22年第1期

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

主的现象。 对此，一些研究认为，女性能够参与锅庄经营说明康巴地区
藏族女性地位普遍较高（任福佳，2012），或推测当地在历史上是“母系
社会”（夏毅榕，2017；余淑忠，2020）。 然而，女性参与锅庄经营并不能作
为这些论点的直接依据。 一个社会是否属于母系，只能从婚姻和继嗣状
况来判断，而对女性地位高低的判定还需要反思自身的理论预设。
相较 而 言 ，玉 珠 措 姆（ Yudru Tsomu，2016：311）的 研 究 虽 然 承 认 女
性的主人地位，但对母系或母权论依然保持谨慎。 她认为，传统藏族社
会的女性仍然无法替代男性， 尤其是在对外交际和仪式场合中几乎很
难发现女性的身影，这说明在传统观念里，男性仍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而在当时的康定，女性之所以可以成为锅庄主，是因为照料冲本、安排
食宿等“家务事”本就由女性操持，相比于社交与仪式，家务事属于“次
要”领域，因而锅庄主这个拥有一定权力的位置才得以向女性开放。
然而，无论是将锅庄所在的社会认定为母系社会，进而全面肯定女
性的优先地位， 还是在具体事务分类中说明女性充当锅庄主的可能性
与合理性，都不能有效解释某些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在一些锅庄中，女
性确实拥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同一时期当地女性被丈夫虐待、遗弃、典
当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谭英华：2014：255），这显然不符合研究者对母系
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 另一方面，认为锅庄因其经营事项与家计家务高
度重合才向女性开放的观点， 也无法逆向说明为何男性同样能成为锅
庄主，而且当时大多数锅庄主仍为男性。 此外，综合文献资料和后人的
回忆来看，瓦斯碉锅庄的女主人包云环在料理锅庄期间，还常常参与各
种社交活动，如去城门迎客、送客，设宴招待西康政府官员和重要人物，
等等。 显然，这些事项并不能笼统地归为“家务事”。
进一步而言，从女性或男性掌权而引入母系社会的讨论，折射的是
当地继嗣制度同时向男性和女性开放的事实。 然而，研究者所看到的部
分女性锅庄主实际上并非该户的女儿而是媳妇 （谢天沙，2012：53），以
瓦斯碉锅庄主包云环为例，她就是锅庄的媳妇，出身甲里妥玛。因此，如
果仅仅看到女性当家就认为当地为母系继嗣， 那么包云环就是此论的
最大反例，实际上是她的丈夫，瓦斯碉的儿子包治国继承房名，只是他
较早去世了而已。 同时，包云环的例子也正面反映了媳妇可以继承房名
的情况，这并非继嗣内部的性别选择，而是继嗣与联姻的混用。 换句话
说，女性锅庄主的存在反映的并不是女性享有继承权的具体问题，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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