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22年第1期

社会·2022·1

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尤其强调了家屋的物质性、过程性、空间性以及
家屋与身体的关系，但它部分淡化甚至违背了自己最初的理论意图，使
得之后的研究者很难再找到共同的范式与方法。
近年来，家屋的概念在针对中国西南的田野调查中得到广泛采用，
也直接影响了学界对康藏地区房名继承的讨论 （如李锦，2017；Wang，
2018；陈波，2020）。 尽管卡斯腾所谓的“家屋”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原意
几乎背道而驰（贺喜，2011：242-243），但许多学者仍将前者的概念作为
启发性框架，运用到对西南田野经验的阐 释 中（如 何 翠 萍 ，2011；张江
华，2007；郭立新，2008）。 在这些作品中，研究者显然置换而非深化了我
们对于家屋的理解，因为它们延续的是“关于家屋”的研究，而非对家屋
本身的研 究 。 更 重 要 的是 ， 对 于 列 维—斯特劳斯而 言 ， 家屋是 转 换
（ transformation）中的一种普遍类型而非个别化的制度实体，是结构中的
一种关系模式而非经验化的地方知识。 实际上，将家屋作为制度实体或
地方知识的看法，既模糊了博厄斯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纳梅蒙”与
“家屋”之间或经验与理念之间的区别，也违背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像语言中能指的意义只能由其他能指来相互界定一样， 结构主义的
思考不在于将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独立的内在价值固定化，“相反， 其意
义 只 能 在与 异 地 同 类 现 象 的 系 统 性 对 比 中 加 以 确 定 ”（Descola，2016：
37）。
基于笔者在四川康定为期 2 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工作， 本文
将重新思考锅庄的基本形式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一方面，本文试
图揭示“女性当家”背后的家屋建置，呈现婚姻与继嗣两可的房名继承
规则；另一方面，通过对主客关系的考察，力图澄清锅庄隐在“市场之
下”的人际关系与运作规则，并以此为主线进一步观察清末民初锅庄的
政治经济特征。
（三）康定的土司与锅庄

康定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位于川西高原东部，历来是川西、
康东地区的门户重镇。 康定的藏语地名为“打折多”（Dartsedo），意指“积
聚经幡的路口、商品琳琅满目的宝地”，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里简直
是物质丰富、世人享乐的人间天堂”。 5 在三山之间、两水之畔，这座热

5. 参见：《嘎让·登堆多 吉自传》（藏文木刻版，创作于 19 世 纪末，藏 于巴塘县竹瓦寺），
其作者出生于康定瓦斯碉锅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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