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2年第1期

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

找到了对等的结构， 并将其拓展成一个能够超越二元对立框架的一般
社会组织范畴———家屋（House）。 他以克鲁伯（Alfred Kroeber）对加利福
利亚尤克豪人（Yurok）的分析为例，对比欧洲中世纪贵族的世系，认为
家屋可以是“一个法人团体”，“拥有一个由物质和非物质的财富所组成
的动产”，而且它“通过名号、财物、头衔不断向真实的或观念上的后代
传递”（列维—斯特劳斯，1992：171）。 更为重要的是，家屋的社会具有一
种创造性， 它能够调和母系和父系这两个原本互不相容的区分社会的
标签，并平衡组合在其中的外婚和内婚、血统和推选等矛盾的力量。 正
如列维—斯特劳斯（ 1992：182）所言，“通过所谓‘二合一’（putting two in
one）的办法”，家屋“完成了由内向外拓扑结构的（topological）置换”，用
“外在的统一”取代了“内在的二元并峙”。 换言之，它“混合运用别处视
为相关或者对立的范畴”，使得互不相容的范畴在家屋中总是能够互相
协调，切换自如。
家屋社会的一大特征在于其整体主义取向， 即家屋里的个人是不
重要的，正如博厄斯指出的“我们先不管一个个活动的个体”（转引自列
维—斯特劳斯，1992：165）。 同样，在民国时期，历史学家谭英华（2014）
通过对康定锅庄婚姻和继嗣形态的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认为这
是一种“抽象家庭”，家庭中的“分子”（即个人）是游离的，而基于土地
的房名则是永恒的。 谭英华通过对当时西康藏族社会的调查发现，除了
联姻继嗣的混用外，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合适的外人也可以继承自己
的名字及其他财富。 例如，1930 年左右，当时驻防江卡的藏兵第二营代
本营长靳巴无子嗣，他愿意死后将妻子转让给信任的朋友，并让他继承
自己的名字和官职（谭英华，2014：244）。
在学术史上， 家屋社会的概念因其理论启发性而受到人类学研究
的持续检验、批评与拓展。 例如，库伯（Kuper，1982，1993）在对祖鲁政治
组织的考察中， 发现当地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并非人类学家所熟知的
宗族，而是列维—斯特劳斯笔下的家屋。 他系统考察了非洲的其他“家
屋社会”，从而有力地挑战了在人类学非洲研究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
继嗣群理论。 再如，由卡斯滕等人（Carsten and Hugh鄄Jones，1995）编著的
《关于家屋》一书在系统梳理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用建筑人类学来拓展家屋研究的新方向。 作为家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使得家屋社会成为当代人 类 学 的一个重 要 论 域 ， 它 试 图 超 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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