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跟东北的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结对子，共同促进东北地区的经济发
展。 如前所述，官员流动和更替一方面有可能带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但
另一方面，官员流动和更替也构成对政绩—业绩纽带的持续检验。 从政
商关系的视角看，官员的互换交流，带动了包括项目、资源、经验的交换
与交流，也包括政商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官员
从 A 地到 B 地，企业也跟着从 A 地到了 B 地（Shi， et al.， 2021）。 这种
“钱随人走”的现象不能简单解释为寻租关系，有可能反映的是官员与
企业家之间信任关系的空间移动， 这种方式扩大了当地招商引资的机
会， 尤其让落后地区因为官员的更替和跨地区的官员交流而获得新的
发展机会。
（二） 地区增长联盟中国有企业的作用
迄今为止， 我们讨论的政商关系主要侧重于地方政府与非国有企
业的关系。 那么，在地区增长联盟和政商综合体当中，国企到底扮演什
么角色，我们能否运用同样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
当我们把国企放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的框架里就会发现，
国企有两个特点：一是准官场性，国企领导可以进入行政官僚体系，他
们与官场是连通的。 有学者研究过国企领导人之间的晋升竞争， 官员
“晋升锦标赛” 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可以延伸到国企领导人 （郑志刚等，
2012；杨瑞龙等，2013），地方政府与国企的产权关系和等级权力关系都
意味着国企不存在民营企业担心的“掠夺之手”。二是弱市场性，这主要
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国企对经营业绩的敏感性不如民企，存在软预
算约束问题；第二，国企与地方政府在地域上是严格绑定的关系，因而
呈现出弱市场流动性。 举例来说，江苏南京的国企不可能到浙江杭州注
册企业总部，它虽然可以去杭州收购企业或投资建厂，但是行政总部一
定是在南京。
准官场性、 弱市场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国企在地区增长联盟中可
能扮演的角色。 28 由于国企对业绩的关注较少，地方政府倾向于让国企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非盈利指标，比如保就业、环保、扶贫。在环保上

28. 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官场和市场流动性的强弱对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
区分。 从官场流动性而言，国企最强，民企次之（有不少民营企业主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外资最弱；而以市场性而言，外资最强（面向全球的资本流动性），民企次之，国企
最弱。 政商关系根据官场和市场流动性的不同组合而衍生出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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