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绩交换互惠机制的有效性及政商关系的区域差异性。 周黎安（2018）根
据“官场竞争”的强弱（即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程度的高低）和“市
场竞争”的强弱（即辖区企业对市场竞争的敏感度）划分了四种组合情
形：在最好的组合下，即“强官场竞争”与“强市场竞争”相结合，政绩—
业绩纽带最为坚固，政企容易建立互信关系，双方优势互补，激励兼容，
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最坏的组合下，即“弱官场竞争”和“弱市场
竞争”的组合，政绩—业绩纽带最为松散，政府扮演“掠夺之手”，政企
缺乏信任与合作；在另外两种中间组合下，政绩—业绩纽带所支撑的政
企互惠呈现不同的内容和影响。
即使在同一地区，“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渗透和影响程度对
不同层级（部门）的官员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也呈现系统性差异。 在一
般情况下，地方官员的岗位流动概率（简称官场流动性，包括晋升、平行
调动的概率） 从主政官到职能部门领导再到基层官员大致上是依次递
减的，尤其是调离本地区的概率更是如此。 按照这个视角，一个地区内
部存在流动性的“官”与本地化的“吏”两大群体。 而官场流动性是传递
官场竞争效应的重要媒介， 决定了官场竞争所驱动的政治激励和政绩
关怀强度； 一个失去官场流动性的官员群体很难对官场竞争的指挥棒
做出积极反应。 市场竞争所包含的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性（简称市场
流动性）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和影响力的企业来说也存在差异，一
般而言是从大企业到中小微企业依次递减。 一个地区内部大致存在本
地化企业和全国性企业的分类， 市场流动性的大小决定了企业对于地
方政府的依赖性和谈判力。 25
如果我们把官场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在一个地区内部的纵向差异
结合起来， 就可以大致描绘出一个地区增长联盟和政商关系的结构性
特征。首先，地区的主政官与大企业（或绩效突出的高科技企业）属于官
场和市场双重流动性最高的组合，政绩—业绩纽带最为强劲，可预测、
可计算和可签约的正式关系最为明显， 政企具有较好的对等性和平衡

25. 中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长期优于民营企业，这可以理解为外商投资
企业在中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中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竞争，把外商投资吸引过来，
因而必须出台更为完善和优惠的政策及保护措施。 相比之下，国内民营企业只在中国范
围内享有跨地区的流动性，长期以来无法自由投资国外，因此它获得的产权保护在国家
和地区层面都要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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