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度化的政绩—业绩纽带也包含了普遍的地域歧视和地方保护主义，对
建立一体化国内市场将构成长期的阻碍。 这两者显然不是黑白分明、非
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黑白“混搭”、带有灰度性质的关系。
政商关系的制度化与人格化之间并非一直和谐共存， 而是经常处
于一种内在的张力和紧张之中：一方面，政商互信需要长期合作关系，
这在客观上要求一定的封闭性、稳定性和锁定性关系（如相对封闭的俱
乐部），或者满足“小数目条件”，日韩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就具备这些
鲜明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政绩—业绩纽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官
员的任期限制，潜在地对政商双方建立人格化信任提出了挑战。
因此，中国政商关系的人格化与制度化两个基本面向相互交织，既
相互依赖、相互塑造，又可能相互“挤压”，以政绩—业绩纽带为中心，
形成了多面向、多维度的“政商综合体”关系。中国政商关系的制度化和
人格化的“混搭”关系，使之区别于下面三种常见的政商关系形态：一是
区别于以英美国家为主的边界分明、 规则清晰的纯制度化的政府和企
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区别于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基于血缘、地缘
等传统社会网络的纯人情关系，在这类关系中，一切以特殊主义的人情
关系为转移，政绩—业绩纽带根本不发挥作用，而中国的地区增长联盟
所依托的政绩—业绩纽带是绩效导向，不以具体企业或企业主为转移；
三是区别于狭隘的政治庇护关系，这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中国政商的政绩—业绩纽带不是封闭、狭隘和基
于不平等权力或资源分配的庇护主义关系，而是反映了绩效导向、开放
动态的利益互惠关系。
五、“官场+市场”双重竞争对于中国政商关系的形塑作用

政企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如市
场上交易双方的互信。 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信任总体上是一种对称、
自愿的关系，双方均保留平等的退出权和选择权。 政企关系则不然，在
许多国家的制度环境下，它不是对称和平等的关系，政府权力具有天然
的垄断性和强制性，在缺乏良好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公民、企业面对政
府更可能处于弱势的一边。 当这种非对称关系占主导时，政府可能会使
用强制权力去掠夺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即使在短期内或表面上政府显
得仁慈亲善，但掠夺的风险无时不在。 在这种情况下，政企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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