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其背后也需要依靠人格化因素的驱动和支撑。 15 首先，一个关键性驱动
因素是官员极具人格化色彩的政绩关怀。 政绩关怀主要由政治（晋升）
激励决定，还包括个人的理想情怀、性格意志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特
征相关，更重要的是，政治（晋升）激励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与官员的年
龄、任期等人格化因素密切相关，构成驱动政绩—业绩纽带形成的重要
力量。 这部分人格化驱动引申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观察：地方官员给当
地企业提供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产权保护，并非完全来自纯制度化、司
—
法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不管谁做法官， 均是根据法律条文和诉讼程
—
序裁决企业产权是否受到侵害，人格化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微乎其微——
而是在相当意义上与官员的个体化激励、 官员的政绩关怀及个人声誉
联系在一起，具有相机性和互惠性，属于“政绩—业绩”纽带的衍生物。
其次，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之间需要人格化的相互信任作为
支撑，这是现有文献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
大量研究表明，正式制度的运行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市场交易仅仅
依靠司法和契约制度支持并不充分，即使在发达国家，非正式制度、关
系契约、社会资本仍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North， 1990; Coleman，
1990； Putnam， 1993， 1995； Aoki， 2001； Greif， 2006）。 这些文献强调
人和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何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 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强调两者之间的职能
和边界划分， 强调保持远距离关系 （arm’s length relationships） 的重要
性，限制公权力滥用，防止腐败与寻租。 政府与企业、政治家（官员）与
企业家保持密切和信任关系一般认为是裙带主义、 特惠主义或者寻租
腐败的征兆，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经济学家很少考
虑官员与企业在互动中的相互信任问题。 16
事实上，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和企业互动关系面临典型的双
向道德风险（two鄄sided moral hazard）问题。 地方政府掌握财政资金、土地
和政策，企业提供产业项目和企业运作，这种交换一般涉及跨时期的企
业投资和政府政策支持。在一个跨期投资决策环境下，企业家担心实物投资

15. 关于政商关系中人格化的政治激励和信任关系所发挥的支撑作用，参见：周黎安，2008。
16. 当前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更强调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一些国际机构通过问卷形式
定期收集民众对于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数据，但完全不涉及政府对于企
业的信任程度，后者是中国政商关系极为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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