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法、税收；更重要的是，企业在具体经营和成长过程中经常面临一些瓶
颈问题（如融资、土地、交通、供应链），超出企业自身的能力范围，需要
地方政府出面协调解决。 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使一个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既可以获得协助，也可能面对“掠夺之手”，官员协助
企业发展的激励变得极为关键。 这是企业提高经营业绩依赖地方政府
的方面。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看，发展区域经济，改进民生，辖区内的企业
是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和工作抓手， 地方企业贡献了地方官员关心的关
键性政绩，如常规性的产值、税收、就业，也包括其他重要的施政目标，
如精准扶贫、环境保护、慈善捐款等。
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作用下，地方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利
益共同体，为增强本地企业市场竞争力，双方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在此
基础上，政企双方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双向依赖关系，官员政绩与企
业业绩结成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互惠纽带：如果企业能够帮助地方官
员做强政绩，地方官员也愿意助力企业做强业绩。“政绩—业绩纽带”以
利益互赖、优势互补为驱动力，以激励相容、自愿合作为特征，既区别于
以等级权力或者产权为纽带的政府与国企（包括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
之间的关系， 也区别于日本和德国模式中以行业协会作为媒介的协商
谈判的关系。 从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到，地方官员与地方企业之间围绕辖
区内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全面、直接、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行业协会
在其中发挥作用，但不是主要媒介。
区域层面的政绩—业绩纽带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的基石， 我们
可以从中提炼和概括中国政商关系的几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中国的政商关系体现为属地外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属地内的
包容性和广泛性。 官员关心的经济发展的政绩指标 （如 GDP、 财税收
入、招商引资、精准扶贫等）具有鲜明的属地性，因为 GDP 的核算以属
地为原则，导致与 GDP 相关联的所有政绩考核具有了清晰的地理和利
益边界。 只有在属地内注册的企业才会与属地政府产生真正的利益联
结，在地方官员的眼里，属地企业和非属地企业之间显然“内外有别”，
形成对外地企业的歧视性和排他性。 如果属地之外的企业与属地企业
产生利益冲突，地方政府正常会偏向属地企业，经常被社会各界诟病的
司法、监管、市场准入等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由此产生的（周黎安，
2004，2008）。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经常要求外地企业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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