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牌，如武夷山大红袍、潜江小龙虾、洛川苹果、沙县小吃，惠及整个产品
背后的全产业链，从初级产品生产到制造、销售、品牌运营，连接无数中
小企业（包括个体农民）。 这些例子说明，地方政府在算经济账的时候，
“不算小账算大账”，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充分体现了属地内政
绩—业绩纽带的包容性和普惠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 的解 释 区别 于 白 重恩（ Bai， et al，2020）对 地
方政府的大企业偏向的解析。 白重恩假定地方官员为大企业“特事特
办”是因为大企业从利润中支付给官员的货币租金高，中小企业因为
支付不了足够的货币租金而被排斥在“特事特办”的体系之外。 我们认
为，政府给予大企业政策优惠，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发挥大企业的产
业链效应、做大相关产业的综合产值，最终也惠及上下游的中小企业。
这就如同电商平台“补贴”消费者以增加平台流量，只是“交叉补贴”的
价格策略，并不代表电商平台对消费者的特殊青睐。 另外，白重 恩 等
（Bai， et al，2020）对官员行为动机的假定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地方官员
经常要求属地化的企业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强调“总部经济”的招
商模式， 因为这些注册地要求不改 变 企 业的实 际 经营 业绩 和 利 润 大
小，因此也不改变官员可以获得的私人收益。 但是从“政绩—业绩”纽
带看，这些产业链招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以及“总部经济”现
象就都可以内在一致地得到解释。
其次，政企关系具有鲜明的绩效导向、开放性与动态性。 政企之间
因为“政绩—业绩纽带”而结盟，地方政府也像发展型国家一样使用“诱
导性租金”激励本地企业提高市场绩效；地方政府给予企业政策支持的
一个重要前提是，企业能够给地方经济带来足够的贡献，提高当地政府
的政绩；同样，企业到当地投资也是追求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发展空间，
所以双方都是为了各自的绩效目标而走到一起， 具有非常鲜明的绩效
导向。 政绩—业绩纽带设定了政企合作的最大空间和底线，即地方官员
寻求与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企业结盟， 避免与阻碍本地经济增长的企
业结盟 （周黎安，2007）。 地方官员永远欢迎和支持市场品牌力强的企
业、成长性好的企业、附加值高的企业，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而是
开放的俱乐部。 反过来说，对于失去市场竞争力、走向衰落或者失败的

（接上页） 似方式还打造了汽车产业集群、“芯屏器网”信息产业集群。 类似例子还有安
徽合肥市政府投资京东方，打造超过 1000 亿元的液晶面板显示屏产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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