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企业，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将随之减少，甚至消失。 在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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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方政府的各类资源始终倾斜于那些绩效贡献大的企业， 政绩—
业绩纽带的强度随着企业的政绩贡献度而相应变化，具有动态演化的
特征。
政商关系的绩效导向也造成了地方政府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救急
不救穷” 的现象： 如果一个地区的大企业出现了资金短缺或者经营困
难，地方政府一般会倾力相助，因为它曾经是利税大户，希望帮助它渡
过难关。 12 这是“救急”的部分，但是“不救穷”：如果经营困难的企业被
证明是“扶不起的阿斗”，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再施以援手。 这种“救急不
救穷”的政企关系显著区别于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后者容易患
上预算软约束综合症，表现为一种常态化的“父爱主义”，既“救急”也
“救穷”， 即使面对效率低下、 发展前景黯淡的国企， 政府也会出手救
助。 地区增长联盟中地方政府与非国企的关系与政府—国企之间既有
相 似 之处（都 存 在“救急 ”现象和“大而 不倒 ”的问 题），也有 不同 的 地
方，即对于是否“救穷”的态度截然不同。 这里最重要的差别是，政府与
非国有企业之间是政绩—业绩纽带，体现的是“有限责任”，而政府与国
企之间是产权关系纽带，体现的是“无限责任”。
地区层面官员更替一般被认为是地方政策短期化和不确定性的重
要来源。 常言“新官不理旧政”，这种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 然而，从政
绩—业绩纽带来看，官员更替也扮演了积极作用，有助于打破狭隘的利
益捆绑和纯粹的庇护关系。 13 如果企业与上一任官员关系完全建立在
个人而非政绩—业绩关系的绑定之上，那么，一旦换了新官员，原来那
套绑定关系就很难传递到新任官员， 新任官员自然要根据企业对当地
的绩效贡献重新评价政策支持的价值所在。 换言之，只有那些对本地政

11. 黄冬娅（2013）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政绩依赖性”越大，企业家
的政策影响力越大；而企业“迎合政绩”的能力越强，政府对其支持力度越大，企业家对
于政府的满意度也越高。
12. 例如 2007 年河 南省和 周口市 两级政 府对于 河南著 名民营 企业 华 林 塑 料 集 团 的 救
助， 江西省 和新余 市两级 政府对 于民营 光伏企 业赛维 的救助 ， 具 体 细 节 参 见 周 黎 安
（ 2008）。 河北省和廊坊市对于华夏幸福基业的救助是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例子，参
见《经济观察报》2012 年 6 月 17 日的报道《解救华夏幸福》。
13. 在古代，地方官不允许在家乡任职，且三年一轮换，旨在避免地 方官与 当地结成 特
殊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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