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账”），看似特殊主义互惠或“特事特办”（Bai， et al.， 2020），其实体现
了政商关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政绩—业绩纽带概括为“绩效为主、关系
为辅”，即引领政商合作的主要驱动力是双方对自身绩效的关注，在绩
效为导向的前提下，双方通常会致力于建立互信关系，也可能发展双方
私人利益层面的互惠交换。 完全脱离官员政绩或企业绩效的互惠关系
难以出现，缺乏信任等非正式关系支撑的纯粹政绩—业绩交换也不常见。
政绩—业绩交换让“公”与“私”的边界有时也变得模糊，因为企业
业绩对于政府（官员）政绩的绝对重要性，一定规模以上企业的“私事”
（如搬迁公司总部、转移投资重点、企业领导人更替）也变成政府关心的
“公事”，必要时会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21 反过来，政府的“公事”（如制定
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也经常会请企业深度参与，甚至“代办”，变成企
业的“私事”。“公”与“私”互换和模糊化其实也是政企双方多维度的
“ 礼物交换”， 是政绩—业绩纽带作为一种经济交换嵌入于社会交换之
中的具体表现，也成为双方建立和发展信任关系的重要方式与渠道。
在政企互动过程中，人格化的交往与合作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与
特惠主义、裙带主义、寻租捕获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现代化的过程被认
为是一个“去人格化”的过程，制度化、透明化与公平、公正、公开以及
可预期等特征联系在一起，制度化是政商关系发展的一般趋势。 然而，
本文认为中国政商关系所涉及的人格化与制度化的性质难以如此简单
归类。 人格化部分当中确实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弊端，如“人治化”色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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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官员更替给企业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等， 但不是所有的人格化因
素都是消极负面的，其中包含的官员人格化的激励、官商基于人格化的
信任（区别于基于制度化的信任）是维持政绩—业绩纽带和健康政商关
系的重要基础，抑制这些因素相当于压缩政绩—业绩交换空间，让政商
关系变得脆弱和不稳定。 制度化部分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积极的，因为制
21. 20 世纪 90 年代华晨宝马计划与英国罗孚汽车合作， 决定将合作投资的生产基地转
移到注册地（辽宁沈阳）之外的浙江杭州，引发沈阳市和辽宁省两级政府的强烈反对。 具
体细节参见：吴晓波，2008。
22. 地方主政官的巨大权威以及“人治化”色彩让企业家有时分不清是在与政府机构打
交道，还是在与主政官个人打交道，“地方政府”作为组织机构的行为特征打上了主政官
及主要官员强烈的个人烙印，在企业家眼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实也兼具制度化
与人格化双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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