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一旦完成，当地官员可以趁机“敲竹杠”；官员也担心企业骗取补贴， 17
或者只是套取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一到期就撤走项目或企业。 筹码越高
的政企合作，越需要某种信任关系，确保对方是“靠谱”的合作伙伴。 单
纯依靠外部的司法制度和契约无法防范这些道德风险， 即使在政企签
订协议之后，如果一方出现违约，事后惩罚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地
方政府看似强势，但也难以完全惩罚不守信的企业，因为企业可以换一
个地方重新投资。 政绩—业绩纽带是政企合作的基础，但并不充分，政
企双方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就有可能演变成猫鼠游戏，无法实现来自
交换的收益。 日常的商业实践表明，交易双方需要依靠关系契约、非正
式网络、个人友谊等媒介建立相互信任，作为对契约和司法制度的有力
补充，政绩—业绩纽带也同样需要以人格化的官商互信为基础。 这可以
解释为何地方官员与企业家经常有密切的互动和交往， 一方面是信息
沟通与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建立双方互信。 18
如果我们认为政企合作可以创造价值和增进效率， 那么促成政企
合作的双方信任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法治、契约实施和市场
支持性制度缺乏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对非正式关系，尤其
是政企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过去常以英美保持距
离型作为政商关系的基准， 政府官员与企业的非正式关系被认为是寻租、
裙带主义的征兆。 然而，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企之间一直保
持密切互动，伴之以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在产业政策的
实施上扮演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 19

17. 从 2003 年的“汉芯造假事件”到 2020 年引起社会关注的“武汉千亿弘芯项目停摆”
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18.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开启大规模反腐，在刚开始的一段时期，地方官员对于接触和
交往民营企业家存在畏难和抵触情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之后一些地方纷纷发文鼓励地方官员跟企业家“打交道，交朋友”，只要是经得
起检验的“亲清”政商关系，地方官员就可以跟民营企业家正常往来。 例如，山东财经报
道《鼓励官员与企业家正常交往，济南、青岛相继开出“正面清单”》（ http：//mp.weixin.qq.
com/s/Ns2slnSlqoO8U-TmYIAyUg，2019 年 1 月 15 日）， 央广网 《官员和企业家怎么交往？
宁波给出“标准答案”》（ http：//m.cnr.cn/news/20190911/t20190911-524773459.html，2019 年
9 月 11 日），三湘风纪公众号《官员和老板该怎么打交道？ 湖南省纪委出台<意见>了》
（ http：//mp.weixin.qq.com/s/MUtl3Pq9MqekgFVP_BzPRg，2020 年 7 月 21 日）。
19. 法国的政企关系也被纳入“发展型国家”的范畴之内，其中法国政界精英与商界精英
共同的毕业学校和成长经历促成其发展私人网络和信任关系， 在政企合作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Schimd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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