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成利益共同体，而且通过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跨地区
流动，抑制地方官员手中的任性与专断，削弱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使
之“放下身段”，采取各种措施“取悦”非国有投资者。 在国家层面难以
建立的政企平等性、对称性以及相伴随的信任机制，在地区层面依靠地
方竞争和企业跨地区流动得以建立， 政商双方的信任机制具备了基础
性的条件。
官场与市场的双重竞争机制也是维持政商关系制度化与人格化均
衡、良性互动的前提，地区层面的双重竞争带来了官员的政绩关怀与压
力、政企关系的对等性以及政企合作在市场反馈和检验之下的试错、学
习与迭代升级等结果。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对于“官场+市场”双重竞
争机制的依赖至此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竞争性、地方性政商关系既打造
了关键性的政绩—业绩纽带， 又赋予政企双方相对平等的退出权和选
择权，使互信机制得以建立。制度化与人格化“混搭”的政商关系在相当
程度上替代了国家层面对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化保障， 为中国的高速经
济增长奠定了独特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地区增长联盟必须建立在
地区竞争的前提之下， 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才是中国政商关系的本质
特征，政绩—业绩纽带也依托于地区层面的双重竞争机制，缺乏地方竞
争的“政绩—业绩”纽带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固的。
以“政绩—业绩”纽带为基础的政商关系对于“官场+市场”双重竞
争机制的依赖，进一步体现在“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异质性造成
了政商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内部 呈 现 显 著 的差 异 性 和多
样性。
“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强弱程度在地区层面可能形成不同
的组合（周黎安，2018），导致地区之间政绩—业绩纽带的强度呈现显著
的差异性。 官场竞争的规则与生态决定了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发展政
绩的关联强度， 进而决定了官员的政绩关怀程度以及地区增长联盟中
政绩—业绩纽带的重要性。 市场竞争的性质与程度体现为当地企业对
市场竞争的敏感度以及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如人力、物质资本的跨地区
流动性。 如前所述， 要素市场化程度制约了地方官员的权力任性和专
断，有助于实现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对称性，建立信任关系，防止“掠夺之
手”。 因此，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强弱程度分别决定了官员关心发展
政绩的程度和企业关心经营业绩的程度， 其不同组合决定了政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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