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币）收益，因而更接近于狭隘的、私人性互惠。本文不否认政商关系可能
存在狭隘互惠的情况，但同时强调政绩考核下的官员政绩激励以及由
此驱动的“政绩—业绩”纽带，进而引申出对政商关系的诸多现象的不
同解释（后面将具体涉及）。 另外，白重恩等（ Bai， et al.， 2020）将地方
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以及国家能力视为外生的， 而本文从“官场+市
场”的视角出发，认为地方招商竞争是官员围绕经济发展绩效的晋升竞
争所导致的内生产物， 作为国家能力重要表现的地区政策执行力和营
商环境的好坏也在相当程度上由官场晋升流动性和市场要素的流动性
的不同组合内生决定，进而塑造了地区内部多面向、多层次的政商关系。
其次，不同于传统文献侧重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设定、职能划分以
及对非人格化政商关系的强调， 我们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人格化
的信任关系置于重要的地位；不仅关注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也强调
在双面道德风险之下政府官员对于企业家的信任的重要性。 概括地说，
政企互信的概念强调了政商之间关系型契约 对 于制 度 化 互惠的重 要
性。 过去的一些文献更多是从狭隘的庇护性关系网络或裙带资本主义
的视角看待政商之间的密切交换及私人关系的维护，而强调政企合作、
增长联盟的文献通常又忽略了政商互信对于支撑政企合作的必要性。
有大量文献研究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经营行为和业绩的影响（例如 Fan，
et al.， 2007； Li， et al， 2008）， 本文认为，企业以各种方式（如企业家
入党，在企业建立党支部，企业家参加行业协会，成为政协委员或人大
代表）建立的政治关联也可以从建立和发展政商互信、支撑政绩—业绩
纽带的视角加以解释。
在上述意义上， 本文在两个层面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商关
系的传统认知。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企合作可以创造价值，促进
效率（Hausmann and Rodrik， 2003；周黎安，2018），中国地方政府对于一
些关键性资源的控制也使得政企合作变得必要， 这有利于实现政企优
势互补，促进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第二，在支撑政企有效合作的
过程中人格化因素扮演了积极作用，如基于个人特征的官员激励、基于
人格特征的官员与企业互信，如果缺乏这些人格化因素的支撑，政绩—
业绩交换纽带有可能因此瓦解。 按照本文的观点，在政绩考核常态化和
官员政绩激励普遍化的前提下，中国政商关系的制度化（正式化、绩效
化）与人格化（非正式关系）的“混搭”将是一个长期化的特质，而非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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