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的重要维度———地方官员在官场的晋升流动性，以及“市场竞争”的重
要维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性， 都将影响到政绩—
业绩纽带的强度。 比如地区主政官通常面临较大的晋升流动性，而职能
部门 的基 层 官员更 可 能 是“本地化 ”的“吏”，晋升流动性弱（周 黎 安 ，
2014；周雪光，2016，2018）。 经济发展政绩作为关键性考核指标对主政
官意义重大，但对于流动性弱的基层官员来说则并非如此。 可以想象，
随着政府层级由上而下、企业规模由大变小，政绩—业绩纽带的强度逐
渐衰减。 官场和市场双重流动性的差异及其不同组合塑造了一个多层
次、多面向的政商综合体，使得制度化与人格化两者之间出现更为复杂
的“混搭”关系。
为了更好地界定和理解中国政商关系的特色，我们将中国的政商
关系置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之下，比较的基准包括英美以市场协调为主
的保持距离型（ arm’s length relationships）、德国及北欧“战略（非市场）
协调”型（strategic coordination）、日韩“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三种主要的政商关系类型。 与这些基准相对照，本文认为，中国政商关
系的特征是以政绩—业绩纽带为中心结成的“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
竞争性、 地区性和绩效导向是构成我国政商增长联盟的三 大 重要特
征。
新古典经济学以英美保持距离型的政商关系作为理想基准， 认为
制度化（非人格化）、非歧视性和保持距离是政企关系的标准模式，对于
特殊主义、人格化和政商密切互动存有天然的敌意，通常将这些政商关
系的特质与裙带主义、寻租和腐败联系起来。 德国及北欧的政商模式说
明了政企通过非市场方式密切合作的价值，政府、资方和劳方三方协商
谈判，长期合作，达成共赢的理性结果，但这种模式仍然维持了制度化
和透明化的要求，人格化的因素在此过程中无足轻重。 发展型国家模式
将密切的政企合作进一步引入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 同时还将政企关
系网络甚至私人关系带进来， 在制度化协商体制之中加进了非正式关
系网络的支撑作用，但这一切都主要发生在国家层面，政府由职业前景
稳定、保持政治中立、区隔于社会的官僚组成。 中国将这种制度化与人
格化相结合的政商关系进一步下沉到地区层面， 嵌入在激烈的地区竞
争之中，在官场与市场双重竞争之下，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绩—业
绩”纽带，绩效导向原则与政企合作的关系网络相互作用，由此塑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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