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
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中国地区之间的官场竞争嵌入于市场竞争（包
括全球化）之中，市场竞争也嵌入于官场竞争之中，由双重嵌入构成的
“官场+市场”又嵌入于社会关系（如信任、社会交换、地方关系网络）之
中。 由此，中国特色的政商综合体和地区增长联盟具体呈现出以下三个
重要特征：（1） 多面向， 即制度化与人格化、 正式化与非正式化并存；
（2）多层次，即从不同层级部门的官员与不同规模（或政绩能见度）的
企业间内生形成不同的关系属性；（3）多维度，即从产值、税收到社会
责任的多重绩效交换互惠。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在整体上为地区的高
速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准制度基础。
对比现有文献，本文的分析有如下几个独特的贡献。 首先，我们将
“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所塑造的“政绩—业绩纽带”提炼为理解中国地
区层面政商关系的关键性概念， 强调它是常态化的政绩考核和官员政
绩激励作用之下的自然产物。 政绩—业绩纽带所呈现的正式化、绩效化
和制度化特征，如可预期、可签约的互惠关系，基于政绩导向的开放性
和动态性，与政商关系的主流文献所突出的非正式关系、庇护关系和特
殊主义互惠相区别。
王达 伟（ Wank，1995， 1996， 1999）所 讨 论 的 政 商 关 系 案 例 聚 焦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厦门市本地成长的民营企业主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他所定义的“共生性庇护关系”不论如何兼容、推动市场化进程，其主要
特征还是政商之间狭隘和私人的互惠关系、 官员权力和资源的“商品
化 ”，如 灰色 领 域 的 合 谋 串 通 、权 钱 交 易 ，换 取 的 是 规 避 、违 反 国 家 政
策，进而对国家能力产生一种抵制和消解作用。 而本文所强调的政商关
系特征，其背景是90 年代以来“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抓
手，政商之间政绩—业绩纽带在中国现有制度安排下形成契约化、正式
化关系，中央政府通过政绩考核塑造地方官员的政绩激励，政绩—业绩
纽带成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 是国家能力强化的一种重要
体现，这与王达伟所揭示的狭隘的庇护主义的政商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本文从“官场+市场”理论出发讨论地方竞争对政商关系性质的形
塑作用，与白重恩等（Bai， et al.， 2020）强调地方竞争与“特事特办”之
间的结合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对于地方官员“特事特办”的激励并没有
给出明确界定， 在其模型分析中假定官员帮助企业可以获得私人 （货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