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度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推动了贸易和金融的自
由化，进而促成跨国公司的盛行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 面对全球流动
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削弱。 为了吸引
国际资本的投资， 民族国家不得不给予跨国公司越来越优惠的政策条
件，劳工组织的议价地位被严重削弱。 也就是说，前述的经济对于政治
过程的渗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 导致商业利益以牺牲普
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进一步绑架政府政策（如降低税率）。 中国在“官
场+市场”的双重竞争机制下，总体上显著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 其中
的关键是，在中国各地区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市场竞争加剧，包括国
内企业到海外投资和建厂，企业的市场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的
“强势”地位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必须出台更好的政策才能吸引和留
住优质企业， 这有助于强化政绩—业绩纽带， 促成更加有效的政企合
作。 当然，全球化加剧的市场竞争也可能导致“逐底竞争”的负面后果，
如对劳工利益保护不足、放松环保标准等（黄宗智，2010），需要中央层
面的有效干预加以克服。

七、总结性评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竞争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基本动力。
在地方竞争背后， 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双向嵌入塑造了地方官员与
辖区非国有企业之间独特的政绩—业绩纽带和地区增长联盟， 并由此
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商关系的性质。
在地区层面上形成的“政绩—业绩”互惠纽带使得政商关系具有清
晰的绩效导向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也体现了地区增长联盟内部政商关
系的包容性和广泛性，这是中国政商关系制度化和正式化的属性；但与
此同时， 政绩—业绩纽带背后离不开地方官员人格化的政治激励以及
政企之间必要的相互信任关系，这又为中国的政商关系注入了“人格
化”的特性。过去的文献强调其中的非正式关系、特殊主义互惠、庇护主
义网络， 但忽略了中国政商关系由绩效导向所衍生的正式化和制度化
面向及其对狭隘互惠的抑制作用， 而强调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和政企合
作的文献则对人格化的政企互信关注很少， 更忽略了地方官员为维系
政绩—业绩纽带而对民营企业主的信任需求。 本文的贡献之一就是试
图揭示中国政商关系的两个重要面向，即绩效导向驱动的正式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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