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21年第6期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生活中，这种理想模式并不存在。 以美国为例，以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
融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企业组织通过合法的政治献金、 院外游说、“旋转
门”等多种方式深刻影响政治与政策过程，如选举、立法、司法、监管与
政府政策过程，经济和政治分离只是一种理论假设，经济深度渗透和支
配政治成为当今美国的现实（ Cohen， et al.， 2010）。 在发展中国家，政
府运行与决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政府深度“嵌入”在社
会之中， 商业利益和社会非正式网络也可能渗透到政府的决策与执行
过程中，导致政府被社会捕获和寻租等问题。 因此，如何让政府嵌入在
社会之中而又能维持其自主性是形成发展型政府的严峻考验（Evans，
1995）。
相比之下，中国地区层面上的“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塑造了中
国极具特色的政经互动和政商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影响企业命运的
诸多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地方政府， 但一个地方政府无法垄断和支配
它与某个企业的关系，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投资场所，尤其是那些
具备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另外，政企合作的结果（产业政策、重
点行业）最终要受到市场的检验。 在这个意义上，地区层面集中化的行
政权力受制于市场竞争。 非国有企业不论掌握多少经济财富，创造多少
产值税收，它主要与（不同层级的）属地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在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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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可能支配或“操纵”地方政治， 更不可能 形成全国性力 量去“渗
透”国家政治。 31 中国竞争性和地方性的政经互动和政商关系在相当程
度上限制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过度渗透， 这既防止地区政治
权力的过度强势， 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企业财富集中可能带来
的普遍寻租与利益捕获， 使之在地区层面上形成一种政经平衡与政经
区隔的互动格局；而中央层面的强力监督和干预（如反腐、扫黑除恶运
动、禁止官员经商等）则进一步保证了地区层面的政经平衡局面。
全球化对西方国家政企关系的冲击和影响近年来引起了学者的高

30. 事实上， 辖区企业还要受制于属地政府多元化的施政目标 （如环保、 安全生产、民
生、慈善公益等），尤其是那些重要企业，在这些方面更需要发挥表率的作用。
31. 在日韩发展型政府中，中央政府与全国性财阀、企业集团或者由其控制的行业协会
进行协商合作，大企业的政治影响也主要通过这些国家层面的渠道发生。 而俄罗斯、东
欧的经济转型均出现了原有的政治精英利用私有化迅速积累巨额经济财富，形成“寡头
式”的政经结构（ Szelenyi and Kostello，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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