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涂尔干以降“社会存在决定思维”的理路。
以上的学术脉络显示， 张光直商王庙号研究的出发点是葛兰言等
人对原始分类的深入研究，也是社会史家对“初民社会”的构想。 此后，
他将“二分制”从亲属制度扩展至广义的礼仪制度，更显示了与涂尔干
的知识社会学相似的取向。 最终，他将作为“原始”意象的“二分制”置
于中国上古政治、宗教、艺术的整体现象中考虑（下文将指出，这与莫斯
的“总 体社会事 实 ”概 念 密 切 相关），得 以使“二分制”的内 涵 从“原 始
性”升华为“连续性”。 14 略微不同的是，张光直并不打算从“后进”社会
中寻找社会的根源，而是致力于归纳“高度文明化”的商代社会的基本
分类思维，并遵 循“社会学年 鉴 学 派 ”对“原 始 性 ”与“基本形式 ”的意
见，将其视为“原始”的存续，以达成连续性。
在这一旅程中，张光直（Chang， 1967： 93）或曾怀有隐忧。 他深知
经验实体与结构间存在一定距离，并曾直言“（结构）越来越倾向于不加
区别地被滥用”，他又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社会结构）与经验
性的实体无关，而是由此抽象出来的模式”。 作为研究“具体”之物的考
古学家，他搭起的“结构”也难免略显机械：若“二分制”从一件遗物到
宗族的亲属制度，乃至整个文明的宇宙观都通贯存在的话，结构在经验
性实体与抽象模式中的界限就有些模糊了。

四、 萨满教与远古政治宇宙观

张光直认为，“二分制”在根本上是通过“萨满宇宙观”得以呈现的，
后者在其“文明连续论”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他试图证明萨满教
在三代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 商周时期的铜器是用于沟通天地的萨满
14. 一般认为，张光直的“二分制”研究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蒋祖棣，1987： 12），
张光直的师弟杨希枚甚至还怀疑他剽窃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并故意不注明来源。 在此
略作厘清：在《商王庙号新考》《殷礼中的二分现象》《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
制》三篇文章中，张光直未提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 他仅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提
及列维-斯特劳斯对亚美艺术的观察：“这种倾向可能是将立体动物头像中剖分为二以
转化为平面形象这种技术上的需要而造成的”（ Chang， 1983： 76）。 列维-斯特劳斯的本
意是要强调对称装饰作为“面具”的含义———艺术形象从立体到平面的投射，象征 佩戴
面具者对自身的牺牲与毁坏（Lévi-Strauss， 1963： 245-268）。 他认为，二分组织并非人类
社会的基本规律， 而是复杂结构 在特殊 条件下 变形所 产生的 表面现 象 （ Lévi-Strauss，
1963： 161），这与张光直的观点很不相同。 因此，张光直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分制”研
究持回避态度似有苦衷。

· 122·